活着

  叙事结构

在我看来，影片的结构非常清晰，而且有其独特的艺术特色――明暗线交织，情节步步深入，环环相扣，过渡和谐而情节丰满。
　　明线则为导演为影片分的四个部分：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以后。通过这种线型的结构形式，把故事放在几个大的时代背景下，以线型的结构形式，把人物融入时代背景当中刻画，让生与死的强烈对比在一次又一次的动荡中交替上演。
　　暗线则是皮影。皮影在影片中起的作用，不只有象征人物形象、见证人物多舛的命运的作用。它在实现情节的连接和场景的转换上，在烘托和渲染背景和奠定感情基调方面，有极其重要且巧妙的运用。现我现我结合具体的场景，简要进行分析：

      1，影片的开头，当福贵在赌场赌钱时，曾唱过一段皮影。“奴和潘郎宵宿久，象牙床上任你游”。此时的他还是养尊处优的少爷，对皮影还只是无聊的消遣和娱乐。从皮影的内容，可以看出他此时的生活和心理。而赌钱过程中，伴随一阵紧张而激烈的皮影，他输掉了一切，开始了自己命运的转折。此为一。
　　2，接着是他向皮影班主借了皮影，开始了自己的卖艺生涯。镜头由皮影班主拿起来的皮影巧妙的过渡到了他辗转卖艺的场景。“文仲心中好惨伤，可恨老贼姜飞雄”，也是他此刻处境和心理的反映。此为二。
　　3，再接着，影片由一把刀划入皮影的帐幕，场景顿时转变，他们面对的是国民党的军队。被抓壮丁入伍，又为转折。此为三。
　　4，被共产党俘虏，镜头由被刺刀刺着放在阳光下的皮影转换到为共产党唱戏的情景。“广成子拾起翻天印，宝印起处疼煞人。急忙我把二将换，速速逃往黄花山”。他死里逃生，回到了家人身边。此为四。
　　5，大跃进运动了，皮影逃过一劫。他为炼钢工人唱戏，“赤精子使起阴阳镜，宝镜照得月难唤，吩咐一声莫怠慢。”有一种精神饱满，斗志昂扬的激情在里面。只是同样在唱戏的地点，他又经历了儿子的死亡。
　　6，文化大革命，皮影难逃次劫，被烧掉。而女儿也在这场“革命”中因生育死去。
　　7，皮影箱子最后成为了孙子放小鸡的地方，象征着新生的力量和活着的希望。电影的主题，便是在这一个又一个的转折中，得以展示和凸现。

                                                             视听语言分析
视觉：
         1，在电影《活着》之中，中国的民间艺术皮影戏被引入，承担了视觉符号这一角色。皮影戏本身也是一种独特的绕有韵味的民间艺术形式——光影下，纷繁灵巧的皮影人物频繁动作，配以高亢苍凉的秦腔和铿锵紧凑的鼓点，本身就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和观赏性，把“皮影戏”运用在电影《活着》中，极大地增加了电影的观赏性和视觉美感。
　　　　　　　　　　　　　　　　　
　　2，光色搭配上，色调的恰到好处的运用，整个影片都呈现稳定的色彩基调。张艺谋特别注重的色彩美学的表现，当然在《活着》里也不例外。同时在光线变幻上极具戏剧的表现力，游刃有余又不动声色的穿插了时空的转换。比如说福贵回家的那一段，他在光线变换中就那样走过了漫漫长途，走到了想念的妻子和儿女身边。
　　　　　　　　　　　　　　　　　　　　　　　　　　　　　　
　　3，景别选择上，战争场面使用的大全景镜头，展示了场景史诗般的气魄，表达了在大的历史背景下人的渺小和无能为力。而使用最多的应是人物脸部的特写，刻画强调人物细腻心理，增强影片的感染力。
　　　　　　　　　　　　　　　　　
　　4，造型构图上，很多地方都做的很好，比如巩俐回娘家时渐渐远去的车和那个孤零零的月亮构成的哀伤而凄美的景象。这点不用多说，看看他刚出道时为陈凯歌的《黄土地》担任摄影师时的一些惊为天作的黄土地的构图（比如“祈雨”，“腰鼓舞”片段中的很多场景的绝美构图），就知道追求造型之美对张大导演的一大喜好，也是他的一大法宝。　　　　　　　　　　　　　　　　　
　　　　　　　　　　　　　　　　　
　　5，在美工、道具上，影片跨度时间中国历史上比较动荡的30年，涉及的场景和时代背景纷繁复杂，但是在影片中都处理的很好，无论是40年代的赌场，大跃进时期的炼钢处，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贴满大字报的医院，都做到了妥贴与自然，无造作虚假的痕迹。
　　　　　　　　　　　　　　　　　
　　听觉：

   1，最大的特色是民俗音乐的运用。无论是咿咿呀呀的二胡，哀伤绵延的笛音，还是磅礴高亢的秦腔唱腔，都达到了渲染气氛和反映环境，刻画人物心理，照应影片主题的作用。使整部影片既具有独特的风情和韵味，又具有其特定的情感基调和艺术触感　　　　　　　　　　　　　　　　
　　2，在配乐（背景音乐）方面，赵季平那具备典型西北风味的配乐，苍凉浑厚哀婉凄切的音律，使影片饱含感情，顺应情节的发展，也调动观众的情绪。同时在音响和音效方面也做的很好，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而且节奏与音乐相得益彰，动静结合，使影片紧凑而生动。
　　　　　　　　　　　　　　　　　　　　　　　　　　　　　　
　　3，本片在听觉背景方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与政治相关的两个片段：四十年代，五十年代，都有一个独特的方式来表达它的时代背景，即过渡时利用当时实新的革命歌曲过渡（比如大跃进时期的“社会主义好”），同时，几乎在整个过程中，在背景中都有广播的声音一直在讲述那时的相关政策。这不得不说是导演独具匠心的一个运用，片中广播的声音并不是与镜头画面是同步对应关系，但是它却是向观众解释说明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将事件放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中进行，既让观众理解影片的意图，又可以让人们知道更多的背景知识，扩大影片的内涵外延。
　　　　　　　　　　　　　　　　　

看《活着》，自然会想到《霸王别姬》，同样是这么风风雨雨几十年的人生，同样是跨越了最动荡变化最快的那些个历史时期，人物同样是渺小无奈，在命运历史面前毫无选择（包括《霸》里面蝶衣的死，看似是他自己选择的，其实不然，霸王别姬，不能再重演，虞姬除了永别还能有什么选择？），但是《活着》对命运这个主题上却比《霸》反映得更加深刻（当然《霸》要表达的东西还有别的）。nn这部片子和张艺谋的其他作品是最不一致的，除了通过让某个特定场景、道具或意象的反复出现，来赋予某种意义表现作品主题。张艺谋在其他作品中都很惯用一些色彩及视觉效果，从《红高梁》里青纱口那一望无际的高梁地，《菊豆》中杨家房梁垂下的红黄布条，到《大红灯笼高高挂》里陈家大院那些一排排大红灯笼灰色高墙，《我的父亲母亲》里章子怡身着鲜红色的棉袄奔跑在广漠的草原，再到《英雄》里九寨沟的色彩斑斓，《十面埋伏》里青翠的竹林，到最后《黄金甲》里那些大块大块让人忍无可忍如同吃了肥肉腻得不行的色彩，艺谋老兄已经走火入魔鸟～～～～可是十多年前的张艺谋，在《活着》里，竟然没用这些色彩和视觉冲击，仅仅是看似朴实平凡的场面人物剧情，就能表现出如此深厚的力量，不可谓是不高明的。nn在这部影片中，张艺谋花了最大精力琢磨处理的就是皮影了。通过一开头就出现的皮影戏贯穿整部影片，其实也就是导演在反复把玩的一个主题－－命运的玩偶。赌馆里，福贵少爷到后台去唱上几嗓子，皮影戏的风格就来个大转变，台下人也跟着乐。福贵哪里知道，龙二正在和赌馆老板串通虎视耽耽着他家祖宅，他的命运也从此将有个大转变，而命运在暗处乐和着：游戏开始了！不仅仅是福贵，很多人都从此加入到这个游戏中，成为被命运手中操控的玩偶，无从选择的一步步走下去。皮影再次出现时，是福贵到龙二家借钱，龙二却把整整一箱皮影给了他，两人的角色调了个个儿。这个调个儿的影响龙二不知，福贵也不知，直到多少年后，才知道这只是命运和他们开的一个大玩笑，福贵输掉了家产，也同时输掉了本该戴在他头上的地主的帽子，输掉了那最后在龙二身上开花的“打的死死的”五颗子弹。nn福贵的皮影从街道演到国军，从国军演到共军，再演到大炼钢铁和文革时期，他自己也如同身不由己的玩偶在命运中起伏。在影片中，每一次命运的小把戏，都伴随着皮影的特写。国军的刺刀划开白布，福贵和春生被抓了壮丁；共军用刺刀挑起皮影在灿烂的阳光下举向天空，福贵得到了那张支离破碎却恭恭敬敬镶在镜框里挂在墙上的“革命证明”，而春生开上了“死也愿意”的汽车，后来也就是这么开着汽车撞倒了墙，砸死了福贵唯一的儿子有庆。对于有庆的死，皮影戏的象征意义在前面埋了个伏笔，那就是有庆端醋给福贵喝时，福贵喷在白布上的醋，这么蕴染开来，仿佛那块盖着血肉模糊的有庆身上沾满血迹的白布。而那时屏幕上在一旁声嘶力竭叫喊的福贵的特写，身后同样是那幅皮影戏的影窗。nn皮影最后在福贵向凤霞大声的说“留不住了，烧！”后，随着跳动的火焰在阳光下扭曲变形。皮影被烧了，可是命运的游戏并没有停止。文革中，因为大夫被关牛棚学生当班，凤霞生产大出血而得不到及时救治，本可以救她一命的王教授却被福贵好心买给他的七个馒头撑得动不了。福贵带着孙子馒头坐在凤霞的坟头前，不停的念叨，我要是没给王教授买七个馒头就好了，正如当年家珍在有庆坟头前不停念叨，我要是拦住你爹不让你去学校就好了一样。命运的强大力量自始至终都没有放过福贵一家，没有放过每个时代的每个人。张艺谋就是这么小心翼翼的处理着每个皮影的细节，每个命运把玩的游戏，不停的展示这种永恒的力量，翻云覆雨，沧海桑田，而一个个这些独立的个体，只是棋子，只是命运手中相互联系的玩偶。nn影片最后，福贵把积了灰的皮影箱从床下拉出，打开来，温暖的阳光照射进去，他把小鸡一只只放进去，馒头问了和有庆同样的话，小鸡长大后呢？福贵也答了当年回答有庆的话，小鸡长大之后就会变成鹅，鹅长大之后就会变成羊，羊长大了就会变成了牛。。。。一切开始轮回。。。。。。面对命运，就是这样，我们渺小无奈，我们无法逃脱，只是，仍然要活着，努力的活着，充满希望的活着，因为再无法选择，也要始终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n

      我怜惜的不是家珍，虽然在书里为她唏嘘过，不是福贵，多少有自己造孽的成分，不是有庆，小说里是因抽血而失血过多夭亡，电影中未免过于血腥，砖墙倒塌后的血肉模糊，真实的...我怜惜的是从头至尾，一句话也未曾说过，想说却不能说的凤霞。她不是无声的来到这个世界，虽然电影里不曾表演出来，可明明白白像大多数后天失聪的孩子一样，患得患失于一场疾病－－高烧。

      或许是因为她的扮演者，从小女孩开始一直到大姑娘，都是讨我喜的样子，坚忍，又羞涩，疼爱弟弟，顺从父母。兴许有人会说，是旧社会三从四德的典范，没有什么稀奇。我可以坚决地否定，否则我是新时代里成长的一代，别说是旧社会就是电影里跨过的五零年代，六零年代，七零年代，都不曾留下我的生命印记。我关注的是凤霞的气质，她无声的内心世界。

      年幼见证祖上家业被父亲败光，和妈妈一起经历了女人一生中最耻辱的事情－－在夫婿家过不下去而回娘家。父亲的觉醒、改头换面，再次的跟随妈妈从虽不锦衣玉食但也丰衣足食的姥爷家回到破败不堪的父亲的栖息地。这时候的凤霞大概还和普通的孩子一样憧憬着将来慢慢会变美好的生活。也许是福贵的罪过，却要女儿来承受。父亲千辛万苦摆脱被国民党拉壮丁的命运，百感交集地回到生他养他的小镇，看到懂事地以幼小身躯拖着几乎与之等高的开水瓶，殷切地唤着凤霞的名字：“是爹啊。”我看到的是什么，凤霞醉人心弦，却又让人潸然泪下的微笑。侧着耳朵，再倒回去，听听，还是没有回答，不喜欢说命运弄人之类的话，却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现实无时不刻的存在着。美好的少女时代，也被邻家小孩无情的嘲弄的石子而击得粉碎。如果说初尝聋哑之味的时候，还少不更事，无法了解残疾的真正意味，又或者会给自己的未来带来多大的困扰，那么从她受到邻人欺辱的一刻便懂得了这种滋味，甚至想诉苦又无法开口的苦楚...

       弟弟那差点引起阶级纠纷的为凤霞复仇的创世之举，被她看在眼里，爸爸因诚惶诚恐，那个不得不诚惶诚恐的年代对弟弟的迁怒，被她疼在心里，可她就是没法吐出一个字，想为弟弟辩解，这样的一番话终于是从家珍的嘴里说出来的，可她才是真正的当事人...第一个触击我视觉的镜头出现了：屋内家庭的纠纷方休，凤霞默默地端着一个大碟走进来，先一碗面给母亲，第二碗也是最大的一碗给父亲，然后一碗，还没有，先从旁拿了一支小凳，有庆乖乖地坐正，第三碗面就在他的小手里了，凤霞怜爱地摸摸弟弟的头，最后捧起了剩下的一碗面。她是谁？需要这样忍辱负重，在外受着别人的欺凌，在家又须调节不合的气氛，还要暗中付出本应接受爱的心灵。

      弟弟的惨死，福贵的撕心裂肺，家珍的号啕大哭，唯独的凤霞没出现在现场，除了掉眼泪，完全没法显露天人相隔的残酷事实，导演大概是这么想着，或许还可以剩下些菲林，还没有数码技术的年代，剪掉了最悲剧人物的出场。

      如果只是看过小说，相信很多人一定会说最悲剧的人是福贵才对，命太硬，克死了所有他值得珍爱的至亲，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不堪，他人若是一次也就不活了，可福贵，不。老全，有庆，春生，凤霞，家珍，女婿，外孙一个一个走在了他的前面，他却依然活着。

      只是电影改变了结局，保留了家珍的在世，馒头的活泼，万二喜的深情，却还是剥夺了一个人生的权利－－不得不背负命运的凤霞，不得不为整部戏的悲剧色彩添上浓墨重彩一笔的凤霞。

      喷涌而出的血，惊恐但还没有完全失神的眼睛，刚才还安心的对家珍报以放心眼色的凤霞，葬送在画面忙乱的切换中。

       结婚庆典上唱不出声的痛苦被知女莫于母的家珍道出，只是一旦用有声的语言表达出来，就索然无味了。

       电影改编了太多太多，不仅是悲剧的结局，福贵被拉壮丁的经过，有庆的死法，万二喜的残疾部位，还升华了原作的基调，活着，即使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离你而去，也不要放弃生的希望。福贵坚守着这个也许他从未认清过得理，也拿它劝慰过和自己一起出生入死都不曾怕过，却迈不过批斗这道槛儿的春生。

      听着《莫失莫忘》（《仙剑奇侠传》电视背景音乐）写下了这篇文章，突然发现最近自己怎么老是看有着类似结尾的片子，李逍遥的孑然一身...

电梯：http://movie.douban.com/review/1034597/?start=100nn　　电影《活着》，1994年出品，制片人：邱复生；编剧：余华、芦苇；剧本定稿：芦苇（盗版碟字幕模糊，不知是否准确。）；电影音乐：赵季平；导演：张艺谋。

　　进入电影，马上就会感到同阅读小说的鲜明差异，余华的叙述角度是客观的，而电影的表现方式是主观介入的，导演和编剧放弃了原作中的“双重叙事”，对整个故事进行了重构。n　　小说中的福贵的一生是漂流的一生，有些情节还是“生硬”的，但是由于是双重转述的“回忆”结构，可以理解为小说结构上对作者情景设置的回应。但是电影中就不能这样来解决，因为电影是以共时性的叙述角度来表现整个故事的，而且还要有情节上紧凑和集中。在这方面比较鲜明的例子是福贵被抓壮丁的缘起，小说中是军队到城里的街道上直接去抓丁去拉大炮，而电影中是福贵去各个地方巡演皮影戏，在乡下遇到了国民党的流军被抓去的，在情节上就要合理的多，为了情节的连贯，电影中设置了一条重要的线索——皮影。从赌场中的皮影班主龙二诈取钱财到电影结束时福贵为小孙子馒头将小鸡放到早已经空了的皮影箱子里，皮影作为命运的缩影，活着的见证已经和整个电影密不可分了。n　　福贵是一个败家子，然而由于命运的际遇成为了自食其力的“城市贫民”，这一转折的标志就是 ——皮影。被抓了壮丁的时候，福贵拼命保住了皮影箱子，因为“还指着这养家呢，这是借人家的，得还。”这时候福贵在乱军中已经确定了自己的身份，在被 ***的军队抓住后，小战士用刺刀轻轻穿透了皮影，在阳光下细细端详，这一箱皮影告诉了***的军队，福贵是劳动人民，福贵由此给解放军唱戏，拉车，也算是参加了革命。此时的福贵已经在命运的水流中如一片枯叶流转了，看电影版的《活着》就是在看命运带给了平凡的人生什么，电影版更加突出的是，命运的悲剧不是无原因的，人为的命运的悲剧也许才是更大的悲剧，在一个个“伟大”的时代中，人是如何的努力也难以把握住自己的命运，人的徒劳，人的无奈，人的卑微的欲求——活着，是如何的被践踏。或许，余华在小说着力淡化的“人类无法忍受太多的真实”，在电影中又被还原了。也许这才是电影无法在大陆公开放映的关键所在，而沉于哲理的小说，终于在1998年在大陆出版了。n　　皮影或许更能代表福贵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在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代，连皮影上的铁丝也要拆下来取炼钢，“制造解放台湾最关键的两颗子弹”，于是才有了福贵去工地上的唱戏，才有了妙趣横生的小有庆的形象生动地刻画。陪伴福贵几十年的皮影终于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烧掉了，但是皮影的箱子还在，小孙子的小鸡还是可以放在里面的，就像福贵的人生，不断经历惨痛的种种的打击，命运已经千疮百孔，福贵依然平凡，依然活着，依然坚持了太过卑微的希望——活着。n　　当福贵将小鸡放进箱子的时候他又说起了和有庆说过的那段平凡朴实，又满含辛酸的希望的话：“小鸡长大了就变成了鹅，鹅长大了就变成了羊，羊长大了就变成了牛。”于是小馒头像有庆那样问道，“牛长大了呢？”n　　 那时福贵对有庆说：“牛长大了共产主义就实现了。”n　　这一次福贵却回答说：“那时馒头也长大了。”n　　福贵缓慢的期许悠悠穿越了历史，在我的心头萦绕不去，是呀，馒头总会健健康康地长大吧。 但愿。

　　活着不是福贵的专利，每一个人都在命运中苦苦挣扎，家珍、老全、春生、镇长、凤霞、二喜、有庆、王教授……他们的命运就是中国的命运，是最普通的中国老百姓的命运，有些人活过来了，有些人死去了，命运，往往不肯将幸福给予善良而又卑微的人们。n　　小小的有庆死于1958年，在家珍深深的自责和春生的愧疚中，观众不自觉地将眼光投向了那个时代，投向了巨大的历史的反讽式的叙述中，没有人会不感觉到辛酸，这些善良又懦弱轻信的人们在时代中的痛苦。有庆死掉了，他没有睡过一次好觉，他是那么机灵和可爱。n　　沉默的凤霞死于1967年，死于难产，也死于时代。死于一家被护士学校的红卫兵小将夺权的医院。她是幸福的，又是不幸的，她应该和二喜有平凡朴实却幸福的家的。为了她的顺利生产，万二喜从牛棚里提出来了一个已经三天没有吃饭的“反动学术权威”王斌教授，这之后有了许多的如果，如果福贵没有给王教授买那么多馒头，王教授就不会撑着，如果家珍没有主张给撑着的王教授喝开水，王教授就可以救下来凤霞，如果福贵可以留意一下王教授……如果……还有无数个如果，可是凤霞终于死了，死于产后大出血。当红卫兵小将（她们还只是孩子）惊慌失措地寻找“反动学术权威”时，观众欣慰地看到了人性的火花。十年后王教授已经不再是 “反动学术权威”，可是只吃大米，连一点面也吃不了了，用东北话就是吃伤了。这是喜剧却又是辛酸的喜剧，是黑色幽默。当半死不活的王教授对要摘下他脖子上的“反动学术权威”牌子的万二喜说：“还是带着好”的时候，又有谁不会感到辛酸呢？n　　一辈子“相信革命相信党”的镇长骨子里是一个善良的老农民，他莫名其妙地成了镇上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是单纯的，乐观的，有韧性的。n　　文革中，春生的老婆“自杀”了，只有一张死亡通知。在前线参了军的春生解放后成了干部，自此和福贵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福贵是老百姓，他们又何曾改变了善良的本性。春生也成了走资派，成了边缘人，春生不想活了，可是一直没有原谅他撞死了有庆的家珍却对他说“外面冷，进屋说吧。”对他说，“春生，你记住，你欠我们加一条命呢，你得好好活着！“这就是温情吧，在一个大家都要和走资派划清界限的年代。n　　老全为了寻找在部队里的弟弟，中了流弹，死掉了。n　　这是电影中的人生。　　

　　同小说比较一下，我们可以发现有些什么不同，n　　小说中有庆之死是由于人性的卑劣——由于有庆的血型和大出血的县长夫人一样——小小的有庆被抽血至死。n　　凤霞的死是由于不可制止的产后出血，自然也没有什么王教授。n　　老全的死是事出偶然。n　　春生由于文革中的折磨得自尽了。也没有几次三番上福贵家致歉的情节。n　　家珍死于疾病。n　　二喜死于事故。n　　馒头（小说中叫苦根）是被豆子撑死的。 n　　小说中只有福贵自己活了下来。n　　阅读中似乎可以看到余华一贯的冷静和节制的风格之下还有一种形而上的哲思的倾向，同命运联系紧密，小说中一以贯之的是一种生活态度和情绪的张扬，相比电影，人面对的处境似乎更加残酷，但是却有一种远离政治与时代生活的倾向，双重叙述的结构本身就给语言造成了一种距离感。n　　而电影却完全不同，如果说小说充满了温情是人的自发行为（小说中的福贵的思考问题的角度和层次和电影中有相当的差距），而电影中则带有互相扶持的意味，电影中的温情更加自觉。小说的笔触是相当冷静和有距离感的，电影中却多了一种向我们的处境发问的执著态度，虽然电影的视角是小人物的，而这些善良的小人物也没有向命运发问的勇气和意识。电影上有许多细节是很戏剧化的，这点由于小说的叙述方式是无法加以鲜活的表达的，小说中也有很多厚重有质感的段落由于平淡的情节和舒缓的表达是不适于用电影的形式来表达的（比如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福贵家的生活）。电影是对小说的一次成功的再创造。比较上可以指出的还有电影含有黑色幽默的意味，许多情节是喜剧的，但是笑声中是含着眼泪和辛酸的。黑色幽默就意味着反讽和沉重（这后一点可以将本片和冯小刚的贺岁片区别开来），而这正是中国小说或者电影中缺少的形式，很高兴看到电影版的《活着》做到了。黑色幽默还意味着一种反抗的嘲笑的超越的态度，虽然作品是如此规矩，如此的老实。n　　电影和小说的比较中，电影的优势和小说的优势同样明显，演员的表演，语言的感觉，速度、语气，布景、音乐……本节基本上限于剧本和小说文本中的比较，但是有的部分不得不借助于电影的特殊性。电影的对白中蕴含的精彩细节是如此惊人，以至于将电影有限的容量拉得无比巨大。n　　在电影中，每一个人物都给人印象深刻，在小说中没有这种感觉，当然这是应为小说的叙事策略造成的，和小说的整体风格和表现意图是统一的，但我更愿意将这作为电影版的优点加以赞扬。n　　春生是鲜活的，他对于汽车的热爱在体现了人物性格的同时也体现了编剧的逻辑力量，在后来有庆出事故的时候恰恰是“汽车惹的祸”（虽然从深层次上说是失去理性的盲目纯真的狂热惹的祸，是时代惹得祸，是民族性的积淀惹的祸）当春生狂怒着说：“不坐了”的时候，观众看到了人性的善良愧疚和真实。n　　有庆和凤霞的姐弟情深在电影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表现，当小小的有庆和几个欺负姐姐的小孩在扭打在一起，当有庆将面条倒在“坏小子”的头上，当凤霞去砸汽车的玻璃的时候……n　　在有庆、凤霞，福贵、家珍一家的亲情的细节的精细设计上，我承认我比起小说更喜欢这些生活化的场景，因为和小说的距离感相比，我更喜欢这里的真切和热度。n　　或许这是因为电影是表演的，表演本身就是对现实生活的提炼和超越，我于是不喜欢书中一位和一只垂老的黄牛一起耕地的老农民几乎不含任何情感的客观叙述。我更喜欢具有形式上的象征意味和超越意味，或许还有一点机智意味的艺术品。

　　我下面想说到的是反讽与电影中的两种逻辑。《活着》这部电影中充满了反讽，有一些是从小说中脱胎而来，比如镇长（小说中的队长）的三炮解放台湾论，但是书中比较含蓄，只是说：“这钢铁能造三颗炮弹，全部打到台湾去，一颗打在蒋介石床上，一颗打在蒋介石吃饭的桌上，一颗打在蒋介石的羊棚里。”到此为止了。电影中镇长却昂扬地说：“这钢铁能造三颗炮弹，全部打到台湾去，一颗打在蒋介石床上，一颗打在蒋介石吃饭的桌上，一颗打在蒋介石的茅坑里，叫他睡不着觉，吃不上饭，拉不了屎，台湾就解放了！”可以看出，电影版的语言中更有一种狂欢的气氛，一种玩笑的气质，一种昂扬的精神。我把这样的“夸张”叫做“反讽”。按照现实的逻辑来看，就算当年的人们可以说出这样的话语，他也明白这是虚妄和“自我乐呵”（自欺欺人），但电影偏偏就把这演成理所当然，这就是拍电影的不安分，在现实主义的原则下（假定使用了这种原则）还有超越的幻想。n　　小说中这样的地方在幽默中又饱含着辛酸，实在是电影的光华的闪现。类似的地方还有皮影戏的铁丝可以做成解放台湾的最后两颗子弹，当福贵好不容易想办法把皮影保住了之后，“小告密者”有庆大叫，“不解放台湾了？”镇长乐呵呵地只是说，“台湾是要解放的，要解放的。”走掉了，大家都明白，用几根铁丝来解放台湾实在是太过离谱，可是这并不妨碍大家“照章办事”，然后想出另一个并不高明的借口将这虚伪的目的架空。我把这种办事的逻辑叫做生活逻辑或者老百姓逻辑，在这种逻辑之上还有一种逻辑，叫做革命的逻辑，在各式各样的反讽中，都贯穿着这两种逻辑，这些地方才是电影和小说最不相同的地方，也是电影中最为精彩的地方，看到这里时，只懂革命逻辑的大可慷慨激昂，而两种逻辑都懂的人大可会心一笑。n　　再试举几例两种逻辑和反讽的运用。我们就可以看到革命逻辑和老百姓逻辑哪一个更有效，为什么我说这部片子的最大力量（或许也是无法公映的原因）在于这两种逻辑的较量，在于黑色幽默的反讽。n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镇长到福贵家要福贵烧掉四旧（皮影），福贵为了保住这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想出了主意——他竟然要用这些皮影成立一个“毛泽东思想皮影宣传队”。这是典型的革命逻辑和老百姓逻辑的冲突，结果呢？皮影被烧掉了，革命逻辑胜利。n　　在凤霞和二喜结婚的时候，大家齐唱革命歌曲，手捧红宝书在“东方红”号上照全家福，福贵和家珍收到几十本毛泽东选集……最有趣的是二喜在把凤霞接走的时候，对着墙上的主席像说了一句话（极其郑重其事）：“毛主席他老人家，我把徐凤霞同志接走了。”然后对着福贵和家珍（双方笑意盈盈）说：“爸、妈、我把凤霞接走了。”两位老人连声说：“好、好”n　　婚礼后春生带来礼物祝贺，家珍还没有原谅春生，嘱咐福贵将春生的礼物退回去，福贵一脸愕然地举起了一幅主席像……n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革命逻辑和老百姓逻辑的和谐统一。n　　最后，当春生被打成走资派，二喜将这个消息告诉福贵时，说到：“咱们跟他可要划清界限呀。”福贵一愣，马上说道：“有界限，有界限，一直都有界限。”就是在这天的晚上，想要自杀的春生彻底得到了家珍的原谅。他们告诉春生，要活着，“在怎么着你也得忍着，熬着，受着，活着。”n　　这里，革命逻辑遗憾的失败了。n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逻辑是怎样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存在，而一个最普通的老百姓（他往往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总是在做出怎样的选择。n　　其他的幽默和反讽还有，但我想我不必再举例了，假如我相信革命的逻辑，站在那一边，也许会永远“胜利”，相反，生活逻辑总是处在弱势一方，常常失败，但我想我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n　　当然，对这些情节的处理和看法很有些人持不同的意见，在这里我且引王小波先生的一句话，“天空应当是蓝色的，但实际上是红色的；正如我们的生活不应该是我写的这样，但实际上，它正是我写的这个样子。”n　　说这些地方是绝对的现实主义，我没有这种经历，假如你有，我亦只好同意。nn蔷薇岛屿节选部分文字录了一期广播：http://site.douban.com/blooming/room/120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