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魄

文/ 康康

在1924年，时年十八的贵族小内森·弗兰登特尔·利奥波德和十九岁的贵族理查德·阿尔伯特·勒布凶残地勒死了一个孩子，仅仅是为了找点乐子。被捕后，没有一个人表示出悔过的意思；两人不但在众目睽睽之下大放阙词，勒布还向他的爱人利奥波德表白：“杀了那孩子（Bobby Franks），就便是灵肉合一了。”利奥波德有着漂亮的大下巴，勒布玉树临风又能写诗，芝加哥大学学习，这两名壕气的年轻人显然如果按照既定的轨道发展，必是前途似锦的；可惜他们爱好过于变态。这件案子震惊了全美以至于很多年之后，希区柯克（对，那个希区柯克）把它改编成了电影，命名夺命索（The Rope)，但因为种种政策原因，故事被磨平了棱角，呈现上来的只是一部室友藏尸的实验电影，反响平平；又过了很多年，一位从新酷儿浪潮中崛起的导演汤姆·卡林还原了整个事情的原貌，拍成了电影夺魄（Swoon)。它无疑是一位美人儿，美得不像一个惨剧。
如果当年摄影师没有得一两个奖的话，估计可能我可能会拿我的压岁钱镀几个奖杯出来。夺魄的画面是惊艳的，就拿开头的那个能撩起基佬观众鼻血的场景说吧，可真是把我两眼紧紧地黏在了屏幕上：暖洋洋的午后，蓝天白云的（灰天白云的，黑白电影），一簇簇翩翩公子哥喝着小酒儿，穿着金缕裙，品着爵士；估计观众正看的高潮呢，导演使出一记老拳，教这些贵族学生一边换回正装（好吧，又高潮了）一边还把灰天白云给拆了——原来就是块幕板。这甚至连室外也不是，而是在某个空荡荡的大库房里。瞧，这似乎在给观众一个暗示，即接下来的那些纸醉金迷都是假的，也可能是那位先生做出的一个梦，俗话说，浮生若梦，但做梦的最好不是弗洛伊德老爷子。
   新酷儿浪潮在90年代造就了一大批小波浪，如处于对艾滋病的恐惧，一类叫AIDs Film(直译就是叫艾滋病电影）的电影从中异军突起。AIDs Films歌颂身体抵抗艾滋病病的一个过程，我们都知道，这种该死的反转录病毒可以让人身体里的好细胞跟自己干架；这种电影就是在彰显一种打败艾滋病的决心——我们是需要这种力量的，因为仅仅一届参展New York Lesbian and Gay Experiemtal Festival（纽约同志实验电影艺术节）的艺术家就有十五位因为感染艾滋病死亡。而被酷儿们加冕的Derek Jarman同志，也是身患此种恶疾，饱受肺结核和眼盲的困扰。AIDs Films亦旨在纠正人民心中对感染者，尤其是其中同性恋人群的印象，力求得到另外那98.5%人口的同情、尊重与帮助。AIDs Films通常是得了怀旧病的，因此特别容易得到感染人群（受众）的共鸣，艾滋病是坏的，死亡的，那些回不来的老时光是好的，鲜活的；美的让人想一把紧紧抱着。
原来是嫉妒它的美貌，的确，和那些典型的艾滋/新酷儿电影来说，它太被精心雕琢了，叙事也太梦幻了，连它的老哥哥夺命索都不敢睁大眼睛直视它的金光。
可是，从这些AIDs Films和新酷儿电影里，我似乎看到了一些难看的角落。我知道影评人把这些项目捧得很高，把像是主流的那些同性恋电影如莫里斯（Maurice)和断背山(The Brokeback Mountain）踏到尘土里还要吐口唾沫，说他们都是直男癌啊，blahblah，但我还是没忍住听他们的话，脸上带着感动掉下来的水，给了各五颗星星。
我以前也经常为那些可怜的同妻们暗暗骂句他娘；也会因为一部电影可以事无巨细地给基佬们的银色体重秤好几个特写——好吧，我们知道利奥波德比他“宝贝儿”（利奥波德在私下叫勒布babe,宝贝儿）重十几公斤但还是个受了——但谁来帮帮那些镜头外的人呢？可怜的小波比，他的家人从头到尾也没出现过。诚然，我认为AIDs Film是一种视野，是感染人群的呐喊，是应该受到支持和尊重的。电影就像一只万花筒，图像有千千万，但在眼睛里，都应是美的。
回到电影，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场景并不是法庭那张莹白色的大床，而是在后期他们进了监狱，内森·利奥波德被刺死之后；他的宝贝儿把他的名字首字母烙在了胳膊上，用一根不知谁吸过还红着的香烟——在这个可以在微博上因为失恋直播自杀的年代，似乎给DIY个新纹身太老土了，可是它就是那么的罗曼蒂克啊，烫的屏幕下的人皮都为之发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