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1982

林医生“老刘，204的集体厨房是用你的那套单元换的吧？你谁也瞒不了，可是我不明白，现在一些有水平有能力作风正派的老同志，眼看着现实问题成堆为什么不出来干，反而要两头抹，你并不是不想管，不然，你为什么一次次让房呢，可是你这样做问题能解决吗，为了一间厨房，一个楼道的人，花那么大的代价，你不觉得很可悲吗，现在有了厨房又怎么样呢？难道习队长一家就这样三代同堂做一辈子？小冯小赵就这样一直挤在厕所对门那间小屋里？全校还有多少这样的楼道啊，打倒四人帮人们都在盼，可盼的是什么呢？是有人带他们去干，而不是这样苦熬！”

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情怀，这是一个文人的傲骨，这是一个胸怀天下的胸襟。君子是即使年已古稀，依旧做自己力所能且该做之事，而不是独善其身，避世隐居，两耳不闻窗外事。

真实的是楼道里邻居之间的感情，虚假的是过于崇高，理想化。

给《邻居》四星的确有部分因素是因人而赞，有给导演的感情分！
1981年的中国文化思潮还没有走出“伤痕”的影子，而《邻居》已经走向了“反思”，其视听手段相较同时代影片的进步和直指现实的批判力度都是惊人的。而这部影片在今天看来的“雷人”之处与当下许多国产电影让人愤怒的愚蠢完全不同，更多是让我感到深深悲凉。我无法用今天的眼光去苛责那个时代的导演，只能感叹“第四代”被他们所处的时代禁锢的悲哀。当我们的成长被盗版碟教养的时候，他们的青年时代却是已经被阻断创作十余年，这一代凭空被消磨了青春的导演那时依然在思想表达和艺术手段上艰难探索，没有过迷惘和退缩。
郑老师可能没有超越时代——我想必须承认有很多导演是具备这种卓然不群的能力的，所以他们是影史大师甚至是思想史上的巨匠。而作为后来者，恐怕不能求全责备，我看《邻居》，看到了勇气与真诚，看到了探索与细致——这些已经足够打动我。
永远会想电影打动观众的是什么？什么样的导演我最喜欢？比如我深爱的伊文斯，其实是一样的，他的许多镜头放到如今显得可笑，我却从来不敢嘲笑他对待电影的狂热与真诚。
比如今天，我听到许多人在散场时感叹影片的批判精神和洞见力。
向第四代的郑洞天导演致敬。
也为自己到今天才第一次看完全片而愧疚。

《邻居》异议漫笔

[纪念电影百年·怀念老电影]

范达明


《邻居》怎么样？自然不错。但以一部由专门家评出的“最佳故事片”的标准来衡量，亦存在一些问题。在此随意异议几句（或许苛刻了一些），请教于影片的编导们与评论家们。

一个异议是所谓废音乐伴奏（有实源音乐除外）的“唯音响效果”的创新实验。看片前听了宣传，对此我是充满好奇与期待心理的。可遗憾的是，这一“效果”在看片时并未出什么“效果”。应该说，这一创新实验的意图或动机是大胆的，很好的；但实验本身却是小气的，以至于实验的社会效果却不见得成功甚至是失败的。

原因恐怕有这么几点：

首先是《邻居》的题材本身就不太适合做这一艺术的实验。影片展现的生活场景与特定背景所能提供做这一实验的机缘实际上并不多——可以设想，如果是一个以鸟语花香的自然生态的大森林或是一个以热火朝天的现代化建设工地为主要背景的题材，又会怎样？
 
二是导演在音响声源方面过于拘泥于以自然主义或客观主义手段去吸取现实生活中的这一元素，忘记了音响效果除了可以做摹仿现实的现实主义一手，也可以对此加以主观化、意识化、心理化，或矫枉过正地强化（所谓“效果特写”），即做更加出神入化的表现主义一手。如果导演真想成功地做这一创新实验而又自觉地意识到去并用上述这两种手法（被导演取代的伴奏音乐本身也属于一种表现主义的手法），那么，我想，即使《邻居》这一题材本身在这方面具有一定的表现局限性，它也仍会被表现得比现在更加出效果的。

从现在的影片来，我看影片第一遍时还不觉得什么，但看第二遍时，影片的许多场合由于既无音乐又无发出效果声的可能性，使人感觉单调与沉闷。比如深夜市委方书记驾车送刘力行，在开车前与中途停车时两人在车内对话的那一段落就是如此。结果银幕上不出效果，观众席上倒骚动起来出了效果——观众纷纷出戏了。

我在想，比如影片开头，号称“先声夺人”，这很好；可是为什么只出现了22英尺的厂标后就出现画面呢？如果把片尾196英尺的职演员表字幕也移到片头来，在这总共218英尺的无画面的的纯粹字幕片头背后，全部配上楼道“厨房”正午作业的效果声（包括时清时糊的人语声），这该是一首何等真正壮观的“先声夺人”的“厨房交响曲”啊！记得“文革”前我在杭州看过的一部反纳粹的西德影片《神童》，其片头就是做类似处理的（主要是嘈嘈的人语声），它给我留下的印象至今难以泯灭！

我又想，比如影片结尾，是不是也该与片头的“先声夺人”那样来个“后音绕人”的呼应？——结果，实际上却是来了一个音乐结尾（尽管是实有源头的），这就没有至终扣住“唯音响效果”的声音总旨。如果在片尾（假设片尾字幕按前述已经移至片头）最后一镜——从集体厨房窗口拉出的夜间万家灯火的幢幢新楼的大远景，叠印出刘力行这位“茅屋里的杜甫”因见得“广厦千万间”而呈欣慰地微笑着的面部大特写，然后面部形象在叠印中定格——与此同时，让银幕背后传来我们影片中的这一群邻居们开始搬家具入新居的一片乔迁之喜的效果声（包括我们听来所熟悉的一个个主人公的人语声），将又会是一种何等奇妙的效果呀！

由此也可推广到《邻居》的导演所主张的电影现实主义的方法论的问题上。导演自称该片是“借鉴了四五十年代我国现实主义优秀电影传统和同时代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片在真实表现普通人民平凡生活上的艺术特征”云云（郑洞天、徐谷明：《〈邻居〉导演探索》，《电影通讯》1982年第5期第32页）。我想，80年代的中国现代电影，在世界电影美学经过最有影响的50年代末法国“新浪潮”电影观念的一次大的革命后，能否无视这一现代电影美学的中介而简单地回归到四五十年代，回归到中国的或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邻居》的两位有胆识的青年导演在做“唯音响效果”——电影综合艺术之声与画两大部类蒙太奇元素之一的声音总体构思的创新实验时，他们所严格遵循的那种刻意逼肖生活或纯外部模仿生活的客观现实主义，而不去考虑多少采用一点表现主义的即主观现实主义的手法，是不是在自我束缚手脚，是不是使自己的路子反而愈走愈窄了？

再一个异议就是影片有一些情节或细节是明显地不合乎人物性格的个性或身份的。比如，冯卫东夫妇在1977年（“十年动乱后的第一个春天”）还会去干拆女厕所门的那类要不得的不体面的蠢事？这符合冯卫东这个大学助教及其跳舞蹈的妻子的身份吗？为什么不更合理地写他们从学院操场角落的废墟里拣来一扇破门呢？——因为这一细节并不主要旨在表现这对夫妇是用何种手段搞来一扇门，而在于在那样拥挤的楼道里再要夹出地方去盖他们俩小家小户的小厨房所体现的解决问题的消极性与荒唐性，从而为这班邻居争取一间公共厨房增加一层紧迫感，为推向影片基本矛盾的中心环节做好铺垫。再如喜队长打人，也不大合乎这个身板硬心肠软的老实人的性格。不是说喜队长没有打人的可能，而是具体到204号宿舍的归属问题上，吴科长本没有代表组织意见许过分该房给大家做厨房用的愿；这只是喜队长自己自作聪明地（“聪明反被聪明误会”）带那班邻居去白费了一天讨好的辛苦而已。固然，喜队长因此分明是吃了一次搞“关系学”的哑巴亏；可他并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他最多只能在心里骂吴科长狡猾（也骂自己蠢并深感自己歉疚于这般热心至诚的邻居们），可决不会有产生打人行为所依据的心理动机，更不要说去付诸行动了（除非是打自己）——喜队长是处于好心的邻居们与狡猾的吴科长之间，此时惟有他是最清楚怎么回事的人，后两方倒都有些懵懂，结果一打人，把喜队长打成了一个并不讲理的蛮人，损害了这个人物所规定的性格；同时，也使人反而为吴科长白白挨打抱起了不平。

第三个异议是影片甚至在大的基本情节上也有简单化以致失真实的地方。影片规定表现的是一所大学。学院的教职工一到中午12点是不是家家户户都自己小锅小灶做自己的饭菜呢？这是很可怀疑的。任何学院都有教工食堂，特别是早餐中餐，教职工忙于教学或家中没有什么人，一般是食堂吃点算了的，很少有自己点火做饭的，最多偶尔有煮个汤、热个菜什么的。影片虽然在小星星烫伤一场通过吴科长之口点出是在星期天，但是通观全片，却始终未点到学院的教工食堂以及这些邻居们多少也会从食堂去买点什么的情况，这是不是同导演提倡“缩短银幕和生活的距离”的拍片总旨相左了呢？如果影片在那个筒子楼道里再多写哪怕只一位单身男教员——他，一日三餐从不自己动手做，一年365天顿顿是从学院食堂买饭吃——就他个人本身需要讲，他完全没有指望要一个公共厨房的想法，但他对周围邻居们的所难亦深有所感所急，一起加入他们的争取厨房空间的斗争中，甚至处处还领衔在前，表现得更积极一些……这样增加一笔，是不是要更真实更深刻一些，亦更自然更感人一些呢？影片现在表现的各家各户一律要求厨房的情况，就未能免除把现实生活简单化之弊病。

另外，影片开头旁白规定故事发生年月是“十年动乱后的第一个春天”，这分明是指1977年春天。但是马上开始的影片第二个场景就是吴科长到11号楼来与袁亦方谈分新房搬家；到袁亦方搬入布置新居挂镜框时，与吴科长讲话说：“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多了，我才住上这么三间房，……”这又分明是指1979年春天了——莫非袁亦方这位院党委书记的家特别难搬，一搬就花去了两年时间么？

           
1982年6月19-20日写于Y.C.
2005年8月18-19日录入电脑于杭州梅苑阁


影片信息：
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出品彩色故事片（1981年，11本）

编剧：马林、朱枚、达江复
导演：郑洞天、徐谷明
摄影：周坤、顾文恺
主演：冯汉元（刘力行）、王培（袁亦方）、许忠全（喜凤年）、李占文（冯卫东）、王憧（章炳华）、郑振瑶（明锦华）、黄凯（方达）、鲍占文（吴科长）、袁牧女（刘小京）、凌元（姥姥）、谢园（陆小兵）

       本来一部那么早的片子，色调又那么糟糕，像一道既无味又无色的菜一样没有食欲。可是第一眼从电影频道就不想再按遥控器了。
    因为是无意看到的，所以我是从影片的中间开始看的（前面的在网上补上了）。很明显，那个年代的片子始终都是一种带着教育口吻来的，无非是想突出老头刘力行的星星叉叉品质。确实，片中的老头要是在现实中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老人，善人，雷锋式的人。
    但是这些一般电影都有。真正吸引我的是那个年代，文革刚结束，就有了腐败，就有了不公平，就有了腐败加不公平形成的“惯例”。那时候就有了严重的住房供需矛盾，特权与反特权。
    真正值得骄傲的是... 我突然想到一段话，“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我也照着来一个“英雄体”，三年以来，在追求公平和公平革命中牺牲的平民百姓们永垂不朽！三十年来，在追求公平和公平革命中牺牲的平民百姓们永垂不朽！由此上述到一千九百七十六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大小特权，争取公平公正和正义自由，在历次战斗中牺牲的平民百姓们永垂不朽！ 所以我想说真正值得骄傲的是明玉朗，水暖工喜师傅以及和他们一起并肩作战，英勇作战顽强作战的平民百姓们。
    他们是新中国追求公平正义的祖师爷。影片中祖师爷们都有一个近乎完美的结局。毕竟电影不是在哪里都能上映。
    不知道将来围绕这些的是新电影的上映还是又一场革命，
    

三十年前的这部关于住房问题的电影结尾处的台词。
如果在三十年后不管是六零后、七零后还是八零后的你能够耐着性子把这部片子看完，我相信你的感觉会和我一样：真得惊讶于这句先知先觉般的讽刺！计划经济也好，市场经济也好，大多数人的住房难依然是住房难！改革初期到现在，特权意识的幽灵在中国的上空飘浮了三十年挥之不去却又欲盖弥彰！
如果你更加会联想到被广电禁播那一部电视剧《蜗居》，再对比一下这部曾经获得金鸡奖的老电影，恐怕你感觉到的不仅仅是讽刺，是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