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

《末代皇帝》拍摄于1987年。1987年是个微妙的年份，中国正处在和西方世界蜜月期的尾巴上头。1987年以后，因为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风向变了，由80年代中期的笑迎八方客变成了选择性吸收。无论如何，像当年那样，为了配合一部电影拍摄而封闭整座紫禁城，连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来华都参观不得的事情，再不会发生了。

中国投之以桃，贝纳尔多·贝托鲁奇也报之以李。纵然这部片多少带着点西方人对中国的猎奇眼光，但大体上还是不倚不斜地讲述了一个十分中国化的故事，没有太多偏见，也没有太多溢美之词。当然，辫子头、忠字舞、领袖同志这些已成为中国文化符号的东西，还是免不得被拿出来大书特书一番。没有办法，电影是要给观众看的，大多观众没时间，也没兴趣去细细挖掘中华文化的深厚之处，必须拿这些已经定型的符号去冲击他们的眼球。就像我们一说美国，首先想到的也是汉堡、白宫、摩天楼和自由女神像一样。

抛开这些表面化的符号，《末代皇帝》的最成功之处，在于它完整讲述了一个“人”的故事。中国史书处理皇帝的方式，向来是用简单的两分法，要么是明君，要么是昏君，没有中间地带可言。溥仪自然要被归于昏君的那一类里头去，一说到他，懦弱、昏庸、叛国等大帽子立刻就扣上去了，这样的皇帝，似乎根本没有为他著书立传的必要。我们要写的，是秦始皇，是汉武帝，是唐太宗这样的帝王，让大家在他们纵横捭阖、开创盛世的伟业中感动地流下热泪。偶尔拍两部昏君的影视剧，也基本是当成爱国主义警示教育片来拍的，目的是为了告诉大家，这样的人，应该被永远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头去。

《末代皇帝》没有这样拍，没有美化，没有贬低，它只是把溥仪当作了一个普通人，一不小心诞在了帝王家，莫名其妙地立为皇储，然后被大时代裹挟着不断向前、向前、再向前。影片里的溥仪，没有什么大智慧，眼界既不深邃也不宽广，厚此薄彼、欺软怕硬都写在了脸上，平凡得跟紫禁城外的你我一样。在观影的过程中，大家很容易便忘了，他是一个皇帝，就像我们也很容易忘了——皇帝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一个皇帝。

这种处理方式在当时无异是新奇的，哪怕放到现在也是凤毛麟角的，然而就是这种对人性的细致刻画，才让影片显得分外亲切动人。我们可以看到溥仪在享受皇位带来的前呼后拥时的虚荣，可以看到溥仪在和婉容新婚之夜时的青涩，可以看到他对西方花花世界的崇拜，可以看到他对自由的向往。哪怕在看到他人生中无法抹去的最大黑点——和日本人勾结成立满洲国时，也不会对他深恶痛疾。换作任何一个普通人，在面对可以重返往日崇高地位的巨大诱惑时，他有没有能力抵挡得住？

这种对人性的细致描写，让我们从皇帝，这个在史书里尊贵得不可直视的面具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于是，人物、时代和观众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影片的效果便达到了，而附带的那些文化符号和历史进程，自然也就映入了观众的脑海。

导演和编剧皆是西方人，他们当然知道，最能打动西方观众的是什么。文化有隔阂，但人性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末代皇帝》能在外国取得成功并不奇怪，就像大多中国观众不知道《哈姆雷特》发生在哪国、哪个时代，但对“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也心有戚戚焉。大多西方观众对清末、民国和共和国的历史也不那么清楚，但他们可以感觉到，个人在面对时代车轮时的渺小和无可奈何，那些表现出来的，或丑或美的嘴脸，他们都可以代入其中——至于历史，那不过是舞台而已。历史延绵了这么多年，什么背景都变了，但人，唯有人，才是舞台上不变的主角。

说到底，这才是文化输出的正确方式。中国文化的那些符号，比如张国师最爱的那几个——长城、方阵、剑客、整齐划一的舞蹈等等，大多人已经看腻了。我们想看的是人，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中国人，不是那些混入宏大场面之中的，面目模糊的泥胎木偶。我记得王小波在书里写过，有位外国人告诉他，60到70年代的那段历史，虽然是社会的悲剧，但却是艺术家的宝库，在那个扭曲的年代里，不知道会发生多少精彩的人性故事啊！因为此，他甚至觉得有些嫉妒中国的艺术家。

然而我们中国的艺术家却走偏了。在文化输出上，我们也一直在搞两分法。要么跟早前的“中国风”电影一样，一味买惨；要么跟如今的“中国风”电影一样，只拍盛世，完全忽略了人性的复杂，完全忽略了大时代下呈现出来的世间百态。这样的东西，一部两部是很新鲜，可三部四部下来，自然也就乏味了。

《末代皇帝》之后，中国文化输出最成功的电影大概算是《卧虎藏龙》。这部片子的精彩之处也不在于武侠风打斗场面，而是类似于《哈姆雷特》般欲望和伦理的冲突，片中的人物个个是有血有肉的，不是机器，精彩的打斗不是为了战胜怪兽，是内心激烈的斗争折射到肢体和语言上而已。《英雄》在某种程度上也想要模仿《卧虎藏龙》的路子，可惜它还是忽略了“人”，更多是想说一些“大一统”、“天下苍生”之类大而空的中国性政治正确，没有深挖进个人内心，效果自然也就打折了。但纵使如此，它对西方观众的文化普及，也比什么一言不合就要去打怪兽的《长城》高明多了。

为什么如今的中国电影无法打动人心？因为它们根本没想过要去写“人”。在这些影片里，人物全是符号，全是背景，都被导演和编剧构思出来的，匪夷所思的情节和逻辑推着走，不是一个正常人应该做出来的事情。一部好的电影，“人”才是关键，情节和对白都是从“人”的心底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的。不在人性上头下功夫，中国的文化输出，始终都是一场自娱自乐的自high而已，方阵排得再齐，灯笼点得再多，也于事无补。

世界那么小，小到我们就像生活在巨大的玻璃缸里，透明的世界，我们彼此遇见。世界那么大，大得有些地方，我们一辈子也无法到达。我们抬头仰望天空，时间向后退去，白云向前飞去。历史是很玄妙的东西，我们在门内，时间在门外流过，不留任何痕迹。我们一直在向门外张望，希望能看到永恒，结果，什么都无法预知。我们只是在盲目的行走，无法主宰什么。
   紫禁城那么小，小到永远是斑驳的朱红的墙，辉煌的金銮殿，蓝的天，白云略天而去。紫禁城那么大，大得推开一扇门，还有一扇门。这个地方，困住了溥仪一生的美丽，誓言，梦想，信仰。
   昏暗模糊的佛堂里几缕清晨的阳光从朱红窗棂里射进来。两边是斑驳退色的罗汉们，张牙舞爪的严肃。伟大文明夕照的美丽余晖，在一个三岁孩子的手中点点消失。“你那么小，你怕我吗？这里的每个人都怕我。我是至高无上的慈溪太后。我已经在这里住了很久很久了。唯一能住在这里的是皇帝。他已经驱龙而去了。他今天死了。小溥仪，我将封你为万年皇帝。”而后她死了，在朝晖中，天亮了。溥仪笑了，跌跌撞撞地走出屋子。万年皇帝，一个牢笼，罩住他地一生。从一眼天真的孩子，到沧桑而冷漠的眼光。
万年皇帝，给了他什么，只是在他母亲死的那天，十三岁的溥仪平静的说“我母亲今天死了吧”。然后他推着自行车走遍皇宫的每一个门，朱红庞大的门。门外是匆忙的市集，褴褛的乞丐，玩耍的孩子。他想出去，门却在恭敬的侍卫手上怦然关闭。门外有他的母亲，他的模糊的短暂童年，有他遥远而又触手可及的世界。他绝望，叫着：“open the door”。第二次喊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是三十年后了，另一个牢笼关住了他，那就是满洲国，在世人的唾骂声中，他做了日本人的傀儡皇帝。当染上毒瘾的婉容在黯然被日本人送出总督府的时候，雪地上，溥仪一路狂奔，那是不是他一生所爱的女人，已经不重要，只是，那是一辈子爱他的人，唯一的，仅有的，所有的。同样朱红伟岸的门，应声合上。“open the door”溥仪喃喃着。
   从紫禁城到天津，再到满洲国，再到监狱。溥仪的一生，被历史牵绊着的，就是这个万年皇帝。历史的背后，是我们碌碌的背影。我们坚信着我们在创造着历史，其实，我们一直在沿着历史给予我们的轨迹向前走着，无法抵抗。我们总以为我们看清了历史，其实，我们只是在门内无助得向外张望。身在历史中，我们无法知晓什么。溥仪投靠日本人，是因为国民党背信弃义地掘了满洲的皇陵，慈溪的尸体被撕成几块，脖子上的项链做了宋美龄的结婚礼物。而他的决定背后，是日军哈尔滨的细菌试验厂。这是他所不知道的。在监狱中的溥仪，看着记录片，惊愕的缓缓站起。溥仪在满洲，也是坚决的回绝过日本人的无理要求，他在国会上愤怒的说，满洲国和日本一样是平等的，只是没人听他，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知道的，永远只是事实，而不是真相。

开场不多久就是告别。幼年溥仪被召唤入宫，与母亲告别。漆黑的夜里，母亲依依不舍将他交到乳母怀中，这一别就是数载。

接着，是与慈禧告别。这是一场永别，慈禧与溥仪见匆匆一面后便撒手人寰，将一片破碎的江山交付与未知人事的他。

童年溥仪并没有享受到指点江山的权势与荣耀，就与江山告别了——弟弟溥杰告诉他，其实整个中国他都已经失去，紫禁城外的一切早就不在他的管辖范围，只有这里还把他当作主子“蒙骗”着。

还来不及从失去国家的悲伤中走出，乳母也与溥仪告别了，因为他长大了。这是溥仪的第一场追戏，在偌大的、荒草丛生的紫禁城里拼命奔跑，然而终究没能追上不告而别的乳母，一去不返的童年……夕阳下，只有他幼小的身影在巨大的宫城阴影中茕茕孑立。

少年溥仪告别了他的母亲。这一次的永别更令他绝望，明明是自己的生母，甚至还不如仅有一面之缘的慈禧太后，最后一面他都不能见到。这一次，他试图利用自行车这一紫禁城外的工具冲出去，依旧失败了。

他愤而与自己豢养的老鼠告别，摔死了它——这居然是他唯一的一次主动告别。看似有无上权势的他，其实只有摔死老鼠的能力。

青年溥仪与建福宫告别。它被黑夜里的一把大火焚毁，同时焚毁的还有朝廷的账簿，太监和官员贪腐的证据……这时的溥仪悲哀地发现，不要说天下，连紫禁城的事他都无法掌管。

不过也无所谓了，因为很快，他也就与这紫禁城告别了。那么努力都无法走出去的宫城，结果别人持枪来将他赶了出去。这是他第一次欢喜地被动告别，终于可以与这个关押了它十多年的地方说再见。做一个唱歌娱宾的花花公子也比当这样的傀儡皇帝强。

可是花花公子的人生不再拥有三宫六院，虽然溥仪不过只有一后一妃，但妃子文绣还是决定要与他告别，离婚追求自己的自由与幸福。这场告别戏其实拍得特别浮夸，与电影整体的史诗氛围并不相称。邬君梅饰演的文绣冲入雨中，侍卫递上伞，但随即她又扔掉，说：“我不需要了！”然后就任凭雨水自由地洒在身上。想要真正有所得到，就要先学会放弃。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台词都充满了浅薄的意有所指。这是整部电影中最轻快的一笔。

刚告别了生命中亲密的女人，接着溥仪又与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告别。老师庄士敦要回英国了，溥仪去送别他。为他请了一支乐队，用二胡、唢呐……演奏了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

溥仪再一次成为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几乎就在成为皇帝的同时，皇后婉容就与他告别了。她的孩子一出生就被杀害，孩子的父亲被暗杀，她被送往医院时，溥仪追了出去……这是电影中另一段追戏，这一次的宫院不大，宫墙不巍峨，宫门也不高，但溥仪依旧被拦在门内。原来这么多年过去，他还是当年那个无力的孩童。

无力回天。日本投降，依附日本人的溥仪再次告别自己的“皇宫”。他这一生被中国人利用，被日本人利用，然而中国人掘了他的祖坟，日本人逼疯他的妻子，他们用他，却没有一个人真正爱他。那些爱过他的人也都一一离开了他。这一场他与婉容的告别戏特别悲伤，陈冲饰演的面目全非的婉容朝他啐唾沫，朝日本人啐唾沫，朝“皇宫”里的每一个人啐唾沫……然后将自己关进房间，不跟他逃走。她也选择了与他告别。曾因为害怕而渴求他的庇护，与他在一个被窝里左拥右抱，有过最亲密关系的她们都选择了与他告别，都来责怪他。可是他又该怪谁？

最终，溥仪并没能逃走，被苏联红军抓获。之后又被移交中国政府，送往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去管理所之前，他再次做出主动的告别，选择死亡，想与自己的人生告别。然而，他连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力也没有了。他被救起，被关押，从一个高墙，到另一个高墙，再次与自由告别。

狱中，以英若诚扮演的管理所所长为首的一群人要求溥仪交代自己的罪行，与过去的自己告别，甚至与真实的自己告别……

狱中的溥仪起先与自己的奴才关在一起，被管理所所长发现，强迫他调换房间，将他与最后的一点皇权扯断了关系。他终于彻底告别了那个叫做“爱新觉罗”的身份。在这里，他的名字是“编号981”。

“编号981”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待了10年，10年之后与之告别。告别时管理所所长说：“看，你比我先出去。”溥仪再一次被逐出高墙，然而这一次他断绝得彻底，也终于是真正得到了自由。这是他第一次得到。原来只有全然的放弃，才能真正的得到。从此世上再没有皇帝溥仪，只有花匠溥仪。

然而时代的车轮依旧向前，轰轰烈烈的革命再次来到。只是这一次，没有人会再管一个花匠，要革的是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的命。人群中溥仪冲上前去：“你们抓错人了吧？他是一个好人啊！”然而没有人理会他，就像当年没有人理会追乳母轿子的他，想出宫看母亲最后一面的他，追婉容车子的他……当皇帝的他，与做花匠的他，其实是一样的无力。他只能与他们，与他告别。

最后的最后，是一个隆重的告别仪式。年迈的溥仪终于再次踏足紫禁城，这个如今叫做“故”宫的地方。曾经他是这里的主人，而现在却要买门票进去；曾经他想尽办法都不能出来，而今再也没有人会在门口拦住他。他颤颤巍巍走向龙椅，在椅子下掏出一个罐子，里面是他当年登基时，官员送他的蟋蟀……一个皇帝，最终证明自己是一个皇帝，不是靠冠冕玉玺，不是用文武百官，也不是拿金银珠宝……而是一个蟋蟀。一个被囚禁在暗无天日的罐子中这么多年的蟋蟀。

每个人都觉得他有无限的风光，只有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看得到他的失意。别人的一生都在努力得到，而他却要用一生来不停告别。

1967年10月17日凌晨2时30分，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去世，享年61岁。

（1988.05.18）评《末代皇帝》

几个月前在美国看了《末代皇帝》，觉得是难得的好戏。后来这部片在香港上映了，各方影评，在称赞中都有所保留。一些评论认为该片不忠于史实，一些认为除了摄影、导演外别无可取，也有一些认为若中国人亲自制作，会拍得更好。对这些评论，我莫名其妙，更不明白为什么对这部片的评价，外国的比香港的高，所以在百忙中我还是抽空去多看一次。其结论还是与第一次的相同：《末代皇帝》是好戏也！


复杂故事一气呵成

我与香港的评论者有分歧，可能是因为他们低估了拍这部影片的困难程度。溥仪的一生，传奇得令人难以置信，但传奇的故事真的是发生了。这个无知皇帝所经历过的时代演变，即使最富想象力的大文豪，喝醉了酒也想不出来。时代包括清末，军阀时期，「满洲帝国」，中日之战，国共之争，以至最后以疯狂的文革收场。在人类历史上，有谁的一生可以遇到更复杂的历史经验？无巧不成戏，这个人偏偏是一个皇帝！拍电影又从何入手？

《末代皇帝》最明显的成功地方，就是观众看得明白。单是这一点就不容易了。我说的观众，不单是我们这些炎黄子孙：外国的观众也看得津津有味（该片在美国公映时，高朋满座，散场时赞好之声不绝于耳）。老实说，我想不到有哪一位中国导演能将溥仪的一生及其背景，拍得连外国人也能看得明白的。

当然，要在两小时三十五分内述溥仪而还能使观众明白，历史的简化、删减是必须的。这可算是不忠于史实了。吹毛求疵，责之何患无辞？我要问，那些批评《末代》不忠于史实的人，可否举出一部中国人拍摄而可看性高的历史影片，是比较忠于史实的？除了简化及一些删减外，《末代皇帝》当然与史实还有出入之处。投资了二千万美元的制作，怎可以忽略市场的品味需求？《末代》的「故事化」无可厚非。令人佩服的是，在需要争取市场的大前提下，《末代》没有故意歪曲史实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地方是言之过甚、哗众取宠。

是的，《末代皇帝》将一个不平凡的故事，平凡地表达出来，在细节上添上趣味、感情，要说的重点说得清楚。整部片子没有冷场，而更重要的，是将一个复杂得无以复加的故事一气呵成了。


我对溥仪有了改观

多年以来，我们读到关于溥仪的文字，都往往把他形容为近于小丑的角色，毫无本领，是一个悲剧中的令人反感的人物。但看过了《末代皇帝》后，我对溥仪有了改观：我同情这个人。

《末代皇帝》的一个成功的地方，是在同情的出发点上——不是在可怜的出发点上——肯定了溥仪这个人的性格。把他的性格刻划成这样，不一定对，但影片很有说服力，使我觉得这性格是可信的。溥仪的性格被形容为无知（深居禁宫多年，怎会不无知呢？），狂妄（自小就天天受人跪拜，当然狂妄了）；另一方面，溥仪还是有血有肉的人，有一颗善良的心（他以园丁收场，也就可信了）。

溥仪的无知与狂妄之所以令人同情，是因为他作皇帝不是他自己选择的。这一点，《末代皇帝》强调得很清楚。一个三岁的儿童，天真烂漫，在宫殿里游走嘻笑之际，被临死的慈禧宣立为皇。小孩根本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导演的刻划实在高明：慈禧下旨立君，小溥仪背向慈禧，对满堂拜倒的人视若无睹。中国的传统侮辱了小溥仪，小溥仪也就侮辱了中国的传统——这令我看得痛快！

皇帝这个职位很特别。要得到这职位的人可能不择手段地来争取；但我想，被迫接受这职位的人应该是悲哀的角色了。当然，我们无从知道，溥仪若是可以选择，他会不会那么蠢，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选做皇帝。但他被选中了而非做皇帝不可，却是无辜！单是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同情了。为了要争取观众对溥仪的同情心，《末代》用了几乎一半时间去述禁宫内的约束与三跪九叩。这也高明：在当时中国的多事之秋，上佳的题材俯拾即是，但制作者偏偏着重于溥仪的成长。

令我在内心深处震动的，是溥仪从无知到狂妄，从狂妄到无知的狂妄，而到后来还是在共产制度下驯服如羊。一个狂妄而无知的皇帝，自己以为是「九五之尊」，竟然在共产的专政下不堪一击！这也是《末代》的成功之处。是的，我们看过其它描述共产的恐怖的电影，读过像《苦海余生》那样的书，也熟知那所谓「伤痕文学」。但这些只不过令人觉得恐怖与悲惨罢了。《末代》的「共产」并不「恐怖」，但却能使一个狂妄的皇帝自杀不成，摔倒于地。这使我思潮起伏，不能自已久之。

重看《末代》时，我特别注意导演处理文革的一个片断，仅几分钟，可圈可点。在大墙上生动地画上毛泽东的巨像与一群红卫兵。几个持着毛氏巨像的人领先游行，跟着而来的是一群身穿军装的人押着一些「反动」的囚犯。溥仪突然认出了其中的一个犯人，是他坐牢时的好干部，连忙追上去查问究竟。「犯了什么罪呀？没有错也认了吧！」溥仪关心地说。他跟身穿军装的人理论，被推倒在地。这当儿，横巷中转出一群红卫兵，年纪轻轻的但一脸严肃，在喊口号，在跳忠字舞，在唱语录歌。

短短几笔，镜头转接得如流水行云，一笔重于一笔。不夸大，不渲染，不恐怖，也不悲惨，但却令我「梦堕青云齿发寒」！

假若《末代》的男、女主角是由外国演员担任的，那么我们的电影行业就更尴尬了。但尊龙与陈冲演得甚有分寸，难以苛求。一些评论者可能见他们未获提名竞选奥斯卡金像奖，就认为演技有所不逮。这一点，我是不同意的。

溥仪这个角色由四个演员担任，四个都称职，而尊龙演晚年的溥仪，以中国男演员的水平而论，算是很有特色的了。单是在结尾时，他走上皇帝宝座，向小孩回头一笑，表现出一点神秘，一点天真，一点爱，就使人难忘。


结论

外国人拍中国的电影题材，比中国人拍得好，是值得我们反省的。以往，外国人所拍的中国戏，总是有点胡里胡涂，有点无稽，令中国人发笑。《末代皇帝》一改常规，胜了一着，再没有什么令中国人觉得可笑的。与其吹毛求疵地批评，自我安慰，倒不如自我反省一下，以之借鉴，有所改进。所以在这一意义上说，我认为输了一着是值得庆幸的事。

要描述中国自清末以来腐败的政治效果，拍摄电影的人，大可把场面气氛弄得恐怖、悲惨，大事渲染——总不会是过分的吧！然而，《末代皇帝》的制作者的巧妙处是：他们完全不用这一套；在一看再看之下，该片令人感到有千钧之力。中国人有返璞归真之说，该片在艺术上，正是这样达到返璞归真的境界了。

《末代》在美国异常卖座，不容易明白，也更令我佩服投巨资者的眼光。它在日本票房甚佳，不足为奇，而最近在台湾的爆棚之盛，则是意中事了。我希望这部影片最好能在大陆公映：票价再低也有微利可图，而人民看了，温故知新，对中国大陆的改革总会有点好处吧。

《末代皇帝》创造了中国影视历史上的好几个第一：第一部在故宫取景的故事片（而非资料片），而且是完全清场移除护栏的取景，后来郑少秋的《戏说乾隆》中，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乾隆身后的太和殿正门被铁栏挡住。贝托鲁奇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讲述中国的故事。而且，这是关于中国的电影首次获得奥斯卡金奖。许出于对于大师的尊敬，中国人第一次没有对电影内容做出任何限制。

或许，是贝托鲁奇的意大利共产党员的身份帮助了他？

这部电影长达2小时35分钟。

溥仪这个人，很难简单地用好坏来定论。他自小便是皇帝，自以为拥有一切。但是民国政府和日本人用洋枪大炮向他示威。在五千年历史上，他是个罕见的“三起三落”皇帝，曾经三次称帝：满清的末代皇帝，张勋复辟时称帝，“满洲国”称帝；又三次投降：向民国投降，向日本人投降，又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投降。总体来说，溥仪可看作是一个没什么能量，也没有个准确想法的人，或者说就是一个庸人，有点无知。不错，他也曾想做一番大事，例如投靠日本，以雪孙殿英盗挖祖坟之仇，但是他自身没有能力，那些接近他的人，只是想利用他。

这样看来，说溥仪是一等战犯还真是高抬他了。他是一个王朝的牺牲品。王朝到了结局，总会有人不自主地被推上第一线，以粉身碎骨的方式维持它最后的尊严。

回到电影上来。我觉得，这部电影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导演以全新的视角，在两个多小时中讲述了溥仪的一生。在电影中，溥仪不再是我们一直理解的那个罪人，而是一个无知、本性中还有一丝善良的庸人。历史狂潮将他卷来卷去，他无能为力。

导演对于光影的运用，已经趋于化境。影片几乎全部采用自然光，大量运用广角拍摄。任何一个想学习摄影或者摄像的人，都应该好好看看这部电影，看看如何运用光线表达人物的心情。贝托鲁奇说：“在紫禁城，溥仪从未获得过阳光的直照，他总是处在阴影中。在这段生活中，他在思想上始终同外界隔绝的，稍后，当他从老师庄斯敦那儿学到的东西愈多，我们就愈来愈多地感到阳光照着他了。光与影的博斗也就逐渐展开了，就像意识和无意识在你身上展开了搏斗一样。在满洲国那部分故事中，当他被日本人充当傀儡皇帝，而他自己也梦想着重返自己的帝国时，阴影几乎又笼罩了整个画面，就像又回到了他童年时代一样，后来，在监狱中，他回想自己的一生。愈是他懂得许多事情时，光和影也愈来愈趋向平衡，他应该在光和影完美无缺的平衡中，在平稳的色调中了结你的一生。我只希望能够实现这一设想。”在这里，光象征着开放、欢乐，而影象征着封闭、忧郁。

溥仪的后半生，不可避免的提及那个年代。油头粉面、大腹便便的管教干部，疯狂的忠字舞，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电影中是绝对不可能存在的，因此看到此处，心中仍不免惴惴。

另外找到几个花絮：

·本片获得1987年第60届美国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改编剧本奖、最佳服装奖、最佳作曲奖、最佳剪辑奖、最佳音响效果奖、最佳摄影奖和最佳美工奖。

导演贝托鲁奇的另一部作品就是那部惊世骇俗之作《巴黎最后的探戈》。

·贝托鲁奇的同胞安东尼奥尼曾经在那个十年内拍摄中国拍摄纪录片《中国》，自称是“一个带着摄影机的旅行者”的安东尼奥尼遭遇了中国境内声势浩大的批判。当时贝托鲁奇声援安东尼奥尼，认为“这部描绘中国城乡诗篇的记录片《中国》是真正关于中国人的电影。”

·尊龙是贝托鲁奇面试的第一个男主角，但是贝氏不相信这个男一号会来得这么容易，所以又在美国以及亚洲地区寻找了很长一段时间，最终，他还是回到了尊龙身上。

·邬君梅出演文秀的时候16岁，当时片酬只有600元人民币。但是拍摄此片后就赴美留学，后来星途坦荡。

·这是第一部得到中国政府许可在紫禁城内拍摄的故事片，也是1949年以来第一部得到中国政府全力合作的关于中国的西方电影。第一部在获准在紫禁城内拍摄的西方电影是Lucy Jarvis1973年为NBC公司拍摄的纪录片《紫禁城》。

·溥仪的长兄溥杰和帮助溥仪完成自传的李文达都被聘为本片顾问。

·剧组还采访了一些跟溥仪有关的人，包括他的妻子、监狱长、男仆都给与了本片一些意见。

·影片一共使用了1万9千名临时演员。

·片中出现的喇嘛是禁止被女人碰的，所以剧组特地为他们聘请了男性服装助理来协助他们穿衣。

·为了制作朝廷上人们的假发，发型师Giancarlo di Leonardis使用了2200磅头发。为了登基那场戏，他的工作人员花了10天培训了50名中国员工，使他们能在两小时之内搞定2000名临时演员的假发和辫子。

·剧组聘请了一名意大利厨师为摄制组的外国成员做饭。他一共带来了2万2千瓶意大利矿泉水，450磅意大利咖啡，250加仑橄榄油和4500磅面粉。

·片场的管理非常严格，饰演溥仪的英国老师庄士敦(Reginald Johnston)的彼得·奥图(Peter O'Toole)有一次因为忘带通行证而被剧组拒之门外。

·为了饰演旗人，2000名士兵剃了光头。长官劝说他们这显示了与意大利和英国间的国际友谊，并给每名士兵发放了3.5美元的奖金。

·影片使用了1100名学生来饰演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导演贝托鲁奇花了很多长时间来给他们灌输愤怒的情绪，因为这些孩子们都体会不到文革中的那种情感。

·贝托鲁奇当时向中国政府提交了两个拍摄计划，另一个是安德烈·马尔罗(Andr Malraux)的小说《人的命运》(La Condition Humaine)。中国政府同意了本片的拍摄，并对内容没有作任何限制。

·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为本片提供了他们的摄影棚和大量的临时演员，作为回报他们得到了本片的国内发行权。

·建于15世纪的面积广阔的紫禁城有着高而厚重城墙，为影片的拍摄提供了绝佳的隔音效果，尽管当时中国的摄制组成员还不太习惯同期录音。

·由于不允许机动车辆进入，连彼得·奥图都只能用自行车作为工具出入片场。

·这是第一部被美国电影协会MPAA评为PG-13级的奥斯卡最佳影片。

·制片人杰瑞米·托马斯(Jeremy Thomas)单枪匹马地为影片筹得了2500万美元资金。

·影片拍摄期间恰逢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华，但是摄制组得到了政府的优先权，使得女王无法参观紫禁城。

·影片中扮演长官的英若诚当时是中国文化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