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实验

————————————背景介绍————————————

数周前给朋友推荐德版《死亡实验》，此片（注意是原版）和《浪潮》在我心中都反映了德国民族思想的伟大，看过的人相信都会认同。日耳曼民族对纳粹和绝对权力的反思是日本所不具有的，也是其二战后又能迅速崛起的主要因素之一。（讽刺的是，两部电影都是改编自发生在美国的真实事件。）

当时朋友误加此片，让我机缘巧合看到强大阵容，加之对原版的兴趣，今天终于看完。奥斯卡影帝Adrien Brody演技一流，《钢琴家》后却一直半红不紫，最近的《人兽杂交》也是看的我相当恶心。Forest Whitaker演技一流，在此片中应该是第一次饰演反面角色，演得一样精彩，可惜印象中《末代独裁》后他很少有机会独挑大梁，而且演得角色性格都十分古怪（如最近的《My Own Love Song》），希望其能早日碰到合适的剧本。

说起来好笑，此片导演Paul Scheuring的作品屈指可数，但是一提《越狱》你就一定会对他刮目相看，之后便会了然，哦~原来是干起了老本行。近来这个英剧开始盛行的年代，我越来越对美剧的节奏感到厌倦，把一部好好的反应人性的文艺电影拍成《越狱》型，我真的觉得有些糟蹋、惋惜。

——————关于演员导演不再多说，进入主题————————

我们先追忆回琼瑶剧盛行的年代，再想想现今TVB的一些剧集，还有一些中央八套会播的诡异的超长的台湾怪诞伦理剧，甚至还有一些早年流行的韩剧。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里面一定有一个坏女人，使尽手段从中作梗，好女人一定是被陷害被误解，而最气人的是我们看着明显的硬伤，男主角就是看不出来。这样我们就等一个剧终，那一定是真相大白的时刻，男主角哭着说，都是我不好，都是我误会了你，而女主角这时就留下了心酸的泪水，周围的一帮三姑六婆跟着一起笑着流泪。

这整个剧集就是让你见证一段美好的姻缘怎么被破坏再怎么重圆，除了第一集和最后一集，都是让你看着越来越压抑生气的剧情。为什么？因为没有逻辑，明眼人都能看穿的事情，剧中人就是不理解。妈妈级人物会说，“哎呀，这个姑娘多好，那个男的怎么这么气人，那个女的怎么这么坏。”我会说，“编剧，你在耍谁呢？”

此片正是如此。其实很多时候我不知道该去怪罪导演还是编剧，不过这部片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Paul Scheuring既是导演也是编剧。Forest Whitaker在现实中是个失败者，试验中却体会到了做一个领导者的乐趣，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存在感，第一次发号施令后兴奋地勃起，被现实压抑太久，是个非常典型的渴望权利的变态。他做什么我们都能理解，都说得通，因为他是变态嘛。但是让我们生气的是为什么剩余的七个警卫都会跟着他走而没有意见？是，试验要说明绝对权力会导致失控，或许是无政府主义。但是我们可以设身处地想一下，如果是你，做那些事的时候会不会想有摄像头在拍，我会被送进监狱？Adrien Brody在剧中被赋予了艰巨的使命，他代表了相信人性美好的一类人，但是连被剃头被尿都能坚持下来？未免太过夸张。而原版中此角色为一记者，故意打入试验内部制造矛盾，有足够的动机，完全可以说得通。

剧中一样未交待为什么试验在要失控的时候没有被及时停止，如那人生病时，如警卫被打后，等等。原版内容为实验组织者发现问题想要制止时场面已经失控，被八个警卫控制而无能为力，且原版为大门打开后警车记者都已等候多时，比起死人后所有人还从容的被大巴运走，明显合理太多。

不得不承认，Forest的反面角色演的太好，入目三分，但是让我们压抑让我们气愤的不仅是其中反映的人性的恶，更是剧情发展中的不合理。这和《孤儿怨》给我们的极端压抑的感觉完全不同。

纵观全片，导演想法和操作其实近乎幼稚。用开头的动物场面引入，告诉我们弱肉强食的道理。整个影片中心就是人到底在动物之上还是与动物无甚分别。最后用一个小配角（那个进过监狱的人）的话点题，You still think we are higher on the evolutionary chain than monkeys? 男主角当然要答相信，典型的美式影片操作，无聊做作得很。

关于实验反应的人性内容，不再多讲，在原版电影下的影评中已经被讨论烂了。有兴趣的可以自行去看。在这里只说一个想法，“如果一个人不肯放弃某些东西，那只是因为与之比较的所得还不够。”


附德原版影片豆瓣地址

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1299510/

当我们的意识形态机器还在大肆宣传指导思想的单一化和某某思想如何伟大的时候，西方社会对独裁的反思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让大部分清醒的中国人感到惭愧。

中国也有类似纳粹德国的全民疯狂-汶 格，但大部分民众的结论是：“毛主席被蒙蔽”，极少有当时的普通施暴者对自己的行为有过反思，当然，要想集体反思也是做不到的。

于是，在中国，随时有可能爆发类似汶 格的集体施暴。条件成熟，人人都可以变成《死亡实验》中的看守者。我并没有危言耸听。

大学一年级时候我经历过一次类似的集体施暴。

我们班多女生，女生大都不喜欢体育课，一身臭汗并且有换衣服洗澡的麻烦，于是有人怂恿集体针对体育课的罢课，原本是一次怂恿，有能力的“领袖”看到了机会，这位“领袖”类似《死亡实验》中的看守头领，是一个和我同宿舍的男生，在他的一番演讲下，真的做到了全班有30多人不到操场上课。

不过还是有人不服他，我和另外四人任然坚持上体育课。罢课领袖警告我们不要去，并且宣传我们五人的上课会导致其余30多人的缺课从而有重修的危险，我们应该以集体为重。

但是我们还是去了，当我们上课后回教室，惊人的一幕发生了：其余没有上课的30多人整整齐齐的坐在教室里等待我们，可怕的是-黑板上写着我们五人的名字。一场批斗会已经准备好了。

那些平日漂亮的、温柔的女生变成了战士，大声要求我们做出解释。我们中的一位要冲到黑板前擦掉名字，被同学拦住，差一点爆发肢体冲突。我当时还是好好先生，上去跟大家解释说上不上体育课应该是自由，但遭到30多名罢课同学的强烈反对。理由有一个：我们上课会造成他们的缺席，会扣掉学分，失去奖学金的机会。99年的学生很看重奖学金。

我眼看着面前陌生的同学，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感觉他们和当年的红卫兵毫无二致，感到极端恐惧。

此事半天后被学校平息。仅仅半天，不起眼的人可以因为此事迅速变成领袖和独裁者，获得从来没有的话语权和领导地位；仅仅半天，毫无联系，丝毫不团结的同学可以变成团结的施暴者。这和纳粹时期的德国有何不同？

这样类似的经历我遇到过多次，大部分人对这样的小事不屑一顾，中国的心理学工作者也只会让人画画图，说几句无用的术语唬人。极少人深入研究过中国人或者说人内心的暴力基因。

独裁和暴力在我们周围，到处都存在，只是我们大部分人已经习惯，就像《肖申克的救赎》中所谓的“体制化”。

反对独裁，反对暴君，避免重演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不能依靠知识分子的意淫，更不能依靠官员的觉醒和恩赐。需要每一个普通人对独裁的警惕和反抗。

正如《死亡实验》中主人公所认为的：我们毕竟比猴子高级，因为我们知道反抗。明白我们是人，不是关在大笼子里面的小白鼠，明白我们并非万劫不复的囚犯。民众各种形式的反抗，才是我们的出路。

    这是一部好电影。他讲的绝对绝对不只只是人性！！还有制度，信仰，耶稣，上帝，二战集中营，社会公平，农民起义，政治运动，种族清洗，阶级压迫，等等等等。绝对是部好电影！！！

     I‘m NOT a prisoner!!! F*CK YOU!!


     首先，在这部电影中我们观察到不只是警察和囚犯两方。在day1的时候，最吸引人眼球的并不是这两方的冲突，而是那些主宰者——实验家。他们主持了实验，制定了规则，然而在在一场意外发生之后对于不公平的惩罚竟然熟视无睹——半个小时之后那个红灯始终没有亮起来。这让人愤怒。作为在规则下活动的人们，他们的行为被约束，失去自由，而他们屈服的原因是他们信任实验家会给予公平。但是在day1，这群所谓的科学家就已经暴露了他们的真实面目——他们才是终极BOSS。当一场行为心理实验可以随意操控人的忍受限度，无情了然人的生死，将实验对象玩弄于手掌之间，我们可以否定这些实验对象不是小白鼠么？这就是探究科学规律、追求真理所需要的代价？而这些代价就是以“愿者上钩”的名义、向迫切需要金钱的普通群众提供每天1000块，然后将他们置于斗兽场观察压迫与反压迫？这才是dog shit。所以我觉得结尾对于实验家的判决是个令人扼腕的瑕疵。在后面这场不人道（注意：这关系到人道！）的心理实验的揭露反而使整部电影掉价，这场悲剧性的实验成了一个意外。其实啊不然，里面的监狱其实就是一个小社会，或者说是世界的缩影，而且监狱里所发生的是自人类社会以来一直存在的现象，所以，这部电影表达的思想内容简直趋于完美。关于人性的摸索这类电影我们看过太多太多，我们单看简介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真正让这部电影的思想内容向纵深发展的是这个实验本身，而不是实验之后得出的结论。至少，在我也许失之偏颇的眼里看来电影主题不单单是探讨人性，还有，对人类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审视。
    一，警察眼里的实验守则、科学家，其实就是现实中的国家机器。想想吧，反犹，纳粹，文革，3K党，我们可以说整个德国民族都是丧心病狂的人渣吗，我们可以说那些红卫兵都是应该全拉去枪毙的吗，我们可以说白人都是一群冷血残暴脑子被驴踢了的生物吗？有些人部分人只是思想狂潮下的殉葬品。他们所处的时代所运行的制度本身就是畸形的，当有一部分、甚至只是一小撮为所欲为的人挑起事端（金发男），却没有相关的惩罚，其他人的道德观念渐渐淡化，都充当起裁决者审判者的角色（黑人头子），以制度的幌子标榜自己的正确无二。荣格就说了，集体无意识。当行为不再只是行为本身而是形成了一股凝聚力一股浪潮，这时每个人的人格性格已经模糊了，他们只是一个符号——集体主义吃香，他可以隐藏每个人心里的魔鬼，为这些魔鬼辩护，个人意识已经被削弱了；而制度，恰恰就是他们放纵的正当理由。而当坚持自己内心道德的人，却被这个集体剔除出去，甚至沦为被宰割的对象（黑人小青年）。
    二，囚犯眼里的实验守则，是一种信任，可以说是现实里人们精神世界的信仰。这些接受实验的人，包括Travis，的确有经济上的困难，然而他们同意这场实验的进行，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安全保障。他们的同意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我们先不管这些信任有无明确的保证、签字、合同云云，最讽刺的是，观察者意欲观察的丑陋人性，已经鲜明地打在自身身上。他们就是睥睨万方的上帝，当人类还处在斗争的初级阶段，这些上帝的冷漠，其实就预示了他的信徒的背叛、信仰的崩溃。所以Travis在那个封闭的铁管道里面对着镜头说I'LL KILL YOU，从一开始就被埋下伏笔。为什么人需要信仰？特别是为什么有些人在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更加需要宗教信仰，耶稣、安拉、佛祖？不是因为人们相信神灵的存在，而是以神灵为背景的这些心里的信念为他们的坚持和隐忍提供了支撑，他们相信此生苦累后世得救，他们相信自己是上帝的孩子，他们相信磨难过后会进入天堂获得永生——他们为受苦受累人生无常之后还得苟活于世寻找借口。借口。也因为神灵不存在，每个人心目的神灵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解读。所以为什么会有大乘佛教小乘佛教，有汉传禅宗和藏传密宗，有天主教和加尔文教；为什么和平之城耶路撒冷会被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千年以来争得信徒们头破血流。每个人其实都相信自己才是对的，或多或少，但是他们这些信念过于矮小单薄，而披上宗教的外衣，即使矮小单薄也熠熠生辉。这也是后期警察的义正言辞，已经无关遵守和金钱了，这是信念信仰的问题。可怜的是，在实验中，这些信仰被实体化具象化了。是的，作为“囚犯”，我相信他们会真正出来主持公道，他们保证过。但是他们没有。“我茁壮，我成长，而上帝，却在帮着混蛋撑腰”！



    反观警察们，他们的设定也许并不是随机的，谁知道呢。其中四个主要人物：黑人头子是羔羊向大灰狼的裂变，欲求不满的金发男则是狐假虎威的刽子手，黑人小青年是捍卫良知的殉道者，还有眼线男就是个帮手，其余可以忽略不计。首先，黑人头子，在现实生活中，他是一个小人物，事事不顺的小人物。没钱，又恰逢母亲生病，受人歧视chickenshit，貌似还阳痿（这是个严肃的玩笑，正好弥补了实验中没有女性角色的不足，男权的绝对优势）。他不是强者，只能说是制度赋予他生杀予夺的权力，从始至终他是制度的维护者，在实验过程中，他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人格特征和性格形象，他已经不是一个人了，而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当权者的象征。所以我管他叫黑人头子，因为我实在没记住他的名字。而他所做的，都是在捍卫实验的规则。这是个极度负责的人，即便他在最初被分配到了囚犯一组，他还是遵循规则，不反抗，不还手，默默忍受。然而可悲的是他活在权力之下。贪噬权力最终总是会被权力反噬。没错，权力有很多种，向主宰者借用的权力用来命令处决奖惩的是等级观念上的权力，暴力反动人多势众随时围殴打爆你的头也是权力，致人生死的权力。在他发表慷慨激昂的长篇大论之后他的生理反应使他得到权力带来的甜头，于是，在唯唯诺诺蹑手蹑脚看金发男惩罚囚犯之后，黑人头子以他曾经也被当权者凌辱过的丰富经验，登上了权力的高峰，当上了领导人。这里编剧玩了一把，为啥金发男一开始呼风唤雨最后只沦为跟帮呢？因为他追求只是快感，虐待弱者的快感（再次的男权主义），黑人头子就不一样了，他支持制度，同时制度也为他撑腰：大家不是都要钱么，那我们就应该把实验进行到底，来吧，甭管你委不委屈，坚持两周才是王道。这就是他的理论基础。只是他太入戏了。现实中的无奈让他急于在虚拟实验中寻找成就感，在制度的便利下穿梭，导演了对囚犯的羞辱，处决警察里面的“叛变者”黑人小青年，对Travis下流卑鄙的迫害。但是，他始终是个弱者，孑然一身两手空空时委曲求全低声下气，因为他一文不值；黄袍上身怀玉佩紫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因为是权力托着他。他始终没有自己的人格，就是个在大背景下浑浑噩噩的卑微市侩。在凌虐Travis的过程中他也不是一张畅快淋漓的恶人嘴脸，而是显得正义凛然，又局促不安；在返回的车厢里，他眼神闪烁，还一副欲辨已忘言的怪异表情。他没有自己的道德底线与精神圭臬，唯一参考的衡量标准就是那盏红灯。

    

    作为一个卑微猥琐的悲观主义者，我强烈认为人类史上，人群与人群（是人群！）之间，冲突与倾轧，暴力与斗争，都是慢动作长镜头；和平美好只是弹指一瞬间。看看，农民起义，政治运动，种族清洗，阶级压迫。压迫、起义，压迫、起义，这才是人类文明的车轮滚滚向前的原始动力。要不，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那地球就永远是刀耕火种了。但是之后平静下来想想，要是这么没完没了，电影结束在他们离开实验场地的刹那，没有惨无人道实验家的罪有应得，那么，地球这么多年的人类文明真的就没有留恋的价值了，那么，部分乐观主义者想必要饮恨而吞声，欲死而不能了。好吧，我就这么说吧，这部电影的主题是人性，而不是丑陋的人性。那个黑人小青年，恪守自己的道德准则，他为了囚犯冒险，只可惜可恨孤掌难鸣，道德立场与实际位置相互搭配又太敏感，最后他的英勇行为挥泪大甩卖成了一个悲剧。那个胰岛素小说家（生者已去，就让他是小说家吧）从头至尾，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弱者，他是一个梦想家，一个fly man，一个真正的flying man。他与Travis的关系，正体现了人性中的同情与悲悯。



    不说说男主角似乎不太过得去。这是一个灵魂鲜活芬芳的好汉，他有很多东西可以说，自我救赎般意义的纹身，不小心一眼爱上的女孩，约定的地点印度，右手缠绕的红色佛珠，等等。但我说不透，就不卖弄了。几乎所有以斗争为线索的电影都有一个捍卫正义的形象（抱歉，仅限于我短暂的电影阅览史里）。比如，肖申克的救赎，X档案，美好人生，辛德勒的名单。关于“人性”的讨论，集中体现在Travis身上，其他人只是点到辄止。这就是，如果，如果Travis是站在警察一方呢，会有强权压迫和暴力反抗吗？我觉得会有的。当然不一定是人的劣根性，还有一种可能是，正义感的苍白无力。再附加一个挨千刀的假设，那金发男和眼线男做了囚徒，按照人物性格来解析，我们难以保证不会有监狱暴动吧。Travis是条好汉，他奋起反抗寻求正义声张，他说人类进化的基础是宽容。这不仅是正义了，还是一种大怜悯大慈悲。但他是一个哀伤的人。所以他当不了李逵，做不到拎着两板大斧砍人血肉横飞，他也当不了鲁智深，做不到果敢的背着胰岛素小胖杀出一条血路。当不公上了台面，他的正义被践踏居然就像柿子专挑软的捏一样，Travis倚在墙角里哭泣，声嘶力竭（看到这里，看到他被剃头被撒尿被按在便池里，我万般忍耐，差点嚎啕大哭，这种残暴摄人魂魄绝不是SAW可比的）。那个纹着88有前科的囚犯，淡看风云，透析进化链，忍无可忍才出手。嘿，这才是真正的上帝。


   （过了一年半回过头来看，那时候刚看完的火气真是大吖）

米尔格伦实验（Milgram experiment），又称（权力服从研究, 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是一个非常知名的针对社会心理学的科学实验。实验的概念最先开始于1963年由耶鲁大学心理学家史坦利·米尔格伦（Stanley Milgram）在《变态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里所发表的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 一文，稍后也在他于1974年出版的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里所讨论。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测试受测者，在遭遇权威者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到底有多少。

　　实验开始于1961年7月，也就是纳粹份子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审判，被判死刑后的一年。米尔格伦设计了这个实验，便是为了测试“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Milgram, 1974)

　　米尔格伦在他的文章“服从的危险” (Milgram, 1974)里写道：

　　“在法律和哲学上有关服从的观点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但他们很少谈及人们在遇到实际情况时会采取怎样的行动。我在耶鲁大学设计了这个实验，便是为了测试一个普通的市民，只因一位辅助实验的科学家所下达的命令，而会愿意在另一个人身上加诸多少的痛苦。当主导实验的权威者命令参与者伤害另一个人，更加上参与者所听到的痛苦尖叫声，即使参与者受到如此强烈的道德不安，多数情况下权威者仍然得以继续命令他。实验显示了成年人对于权力者有多么大的服从意愿，去做出几乎任何尺度的行为，而我们必须尽快对这种现象进行研究和解释。”

　　实验方法

　　实验小组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和寄出许多邮递广告信，招募参与者前来耶鲁大学协助实验。实验地点选在大学的老旧校区中的一间地下室，地下室有两个以墙壁隔开的房间。广告上说明实验将进行约一小时，报酬是$4.50美元(大约为2006年的$20美元)。参与者年龄从20岁至50岁不等，包含各种教育背景，从小学毕业至博士学位都有。

　　参与者被告知这是一项关于“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用”的实验，并被告知自身将扮演“老师”的角色，以教导隔壁房间的另一位参与者——“学生”，然而学生事实上是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

　　参与者将被告知，他被随机挑选为担任“老师”，并获得了一张“答案卷”。实验小组并向他说明隔壁被挑选为“学生”的参与者也拿到了一张“题目卷”。但事实上两张纸都是“答案卷”，而所有真正的参与者都是“老师”。“老师”和“学生”分处不同房间，他们不能看到对方，但能隔著墙壁以声音互相沟通。有一位参与者甚至被事先告知隔壁参与者患有心脏疾病。

　　“老师”被给予一具据称从45伏特起跳的电击控制器，控制器连结至一具发电机，并被告知这具控制器能使隔壁的“学生”受到电击。“老师”所取得的答案卷上列出了一些搭配好的单字，而“老师”的任务便是教导隔壁的“学生”。老师会逐一朗读这些单字配对给学生听，朗读完毕后老师会开始考试，每个单字配对会念出四个单字选项让学生作答，学生会按下按钮以指出正确答案。如果学生答对了，老师会继续测验其他单字。如果学生答错了，老师会对学生施以电击，每逢作答错误，电击的瓦特数也会随之提升。

　　参与者将相信，学生每次作答错误会真的遭到电击，但事实上并没有电击产生。在隔壁房间里，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学生打开录音机，录音机会搭配著发电机的动作而播放预先录制的尖叫声，随著电击伏特数提升也会有更为惊人的尖叫声。当瓦特数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假冒的学生会开始敲打墙壁，而在敲打墙壁数次后则会开始抱怨他患有心脏疾病。接下来当瓦特数继续提升一定程度后，学生将会突然保持沉默，停止作答、并停止尖叫和其他反应。

　　电压 “学生”的反应

　　75 V 嘟囔

　　120 V 痛叫

　　150 V 说，他想退出试验

　　200 V 大叫：“血管里的血都冻住了。”

　　300 V 拒绝回答问题

　　超过 330 V 静默

　　到这时许多参与者都表现出希望暂停实验以检查学生的状况。许多参与者在到达135伏特时暂停，并质疑这次实验的目的。一些人在获得了他们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的保证后继续测验。一些人则在听到学生尖叫声时有点紧张地笑了出来。

　　若是参与者表示想要停止实验时，实验人员会依以下顺序这样子回覆他：

　　请继续。

　　这个实验需要你继续进行，请继续。

　　你继续进行是必要的。

　　你没有选择，你必须继续。

　　如果经过四次回覆的怂恿后，参与者仍然希望停止，那实验便会停止。否则，实验将继续进行，直到参与者施加的惩罚电流提升至最大的450伏特并持续三次后，实验才会停止。

　　结果

　　米尔格伦为整个实验过程和其结果录制了纪录片，纪录片名便是服从，纪录片的正版拷贝目前已经很难找到了。他接著与Harry From制作了5部的一系列受到这次实验影响的社会心理学影片[1]。这些影片都可以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媒体中心找到。

　　在进行实验之前，米尔格伦曾对他的心理学家同事们做了预测实验结果的测验，他们全都认为只有少数几个人—10分之1甚至是只有1%，会狠下心来继续惩罚直到最大伏特数。

　　结果在米尔格伦的第一次实验中，百分之65（40人中超过27人）的参与者都达到了最大的450伏特惩罚—尽管他们都表现出不太舒服；每个人都在伏特数到达某种程度时暂停并质疑这项实验，一些人甚至说他们想退回实验的报酬。没有参与者在到达300伏特之前坚持停止。后来米尔格伦自己以及许多全世界的心理学家也做了类似或有所差异的实验，但都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为了证实这项实验，也有许多更改了架构的实验产生。

　　马里兰巴尔的摩郡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 County）的Thomas Blass博士(也是米尔格伦的传记—《电醒全世界的人》的作者)在重复进行了多次实验后得出了整合分析（Meta-analysis）的结果，他发现无论实验的时间和地点，每次实验都有一定比率的参与者愿意施加致命的伏特数，约在61%至66%之间。

　　对于实验结束时的情况所知不多，依据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的回想，当时那些没有达到最高伏特数的参与者却也都没有坚持这项实验本身应该结束，也没有至隔壁房间探视“学生”，离开时也都没有询问实验人员的同意。

　　对实验的反应

　　实验本身受到了关于在科学实验上的伦理质疑，因为这项实验对参与者施加了极度强烈的情感压力（虽然这种压力可以说是由他们本身自由操作所造成的），尽管这项实验带来了对人类心理学研究的宝贵发现，许多现在的科学家会将这类实验视为是违反实验伦理的。

　　米尔格伦则辩护道，之后的调查发现当时的参与者中有84%称他们感觉“高兴”或“非常高兴”参与了这项实验，15%参与者选择中立态度（有92%的参与者做了事后的调查），之中许多人事后还向米尔格伦表达谢意。而且米尔格伦还不断接到这些前参与者想要再次协助他进行实验，甚至想加入他的研究团队。

　　六年后（也就是越战规模最大的时期），其中一个前参与者与米尔格伦联系，表示为何他们会感觉“高兴”参与了这项实验：

　　“1964年当我在进行实验时，虽然我相信我是在伤害某个人，但我完全不晓得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当人们根据他们自己所信仰的事物并顺从的服从权力者行动时，很少人会意识到这点...请允许我这样认为，我被权力机关征召入伍，而这将会让我做出一些连我自己都会害怕的坏事. ... 如果我拒绝服兵役的良心申请（Conscientious Objector）不被权力机关所批准，我已经准备因此而去坐牢，这对我的良心而言是唯一的选择。我唯一的希望，是我那些同样被征召的伙伴们也能如此发挥他们的良心...”

　　不过，实验的经验并不是对每个参与者都有终身的改变。许多参与者都没有依据现代的实验标准被告知细节，离去时的面谈也显示许多参与者看起来仍没有理解到这项实验的真实情况。

　　实验所引起最主要的评论不在于实验方法的伦理争议，而在于实验所代表的意义。一位在1961年的耶鲁大学参与者在Jewish Currents杂志上写道，当他在担任“老师”的中途想要停止时，便是怀疑到“整个实验可能只是设计好，为了测试寻常美国民众会不会遵从命令违背道德良心—如同德国人在纳粹时期一样”而这便是实验的初衷之一。米尔格伦在他《服从的危险》一书中便称：“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便是，我们在实验室里所制造的使人服从权力的环境，与我们所痛责的纳粹时代之间有怎么样的关联。”


http://www.psychspace.com/psych/viewnews-619.html

　　斯坦福监狱实验是1971年在斯坦福大学进行的，当时津巴多正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津巴多把心理学系大楼的地下室改装成监狱，花15美元一天请来了一批学生参与实验。这批学生要参加实验必须先通过一次测试，以证明他们是“心理健康、没有疾病的正常人”。
　　一共有70名来自美国各地的学生申请参与这个为期两周的实验，他们绝大多数是在斯坦福大学和加州伯克莱大学参加夏季课程的学生。24名学生通过了测试，学生以随机的方式被分成了两组角色：其中9名学生担任监狱中的“囚犯”和9名学生则以三人一组轮班担任“看守”的角色。津巴多本人则担任监狱长的角色。
　　为了实验更真实地模拟现实，担任“囚犯”的学生身份以数字代替，每个人都穿上犯人的衣服，戴上脚镣和手铐，有些学生是在家里被逮捕的，被铐上手铐，戴上牛皮纸头套，而执行逮捕行为的是同意与津巴多合作进行实验的加州警方，面对呼啸而去的警方，不明就里的邻里大为惊讶；而担任“看守”角色的学生则是穿着警服，戴上黑色的墨镜以增加权威感，在囚犯进牢时，按照监狱的正式程序对犯人进行裸体的搜身，他们拥有一切真实狱警所拥有的权力。而自愿参加实验的学生们则被告知实验过程中，他们所拥有的部分人权可能被侵犯。
　　一切如此真实，为的是让双方可以真正进入预置的角色。津巴多的模拟监狱应该不会发生什么骇人听闻的事情，毕竟这批所谓的看守和囚犯都是通过心理测试证明是“正常的、心理健康的”好人。津巴多也在1996年多伦多举行的讨论会上坦诚，在实验进行之前，觉得有可能只是无聊的两个星期。
　　实验开始的相遇是尴尬，毕竟对于看守和囚犯双方而言，都需要时间进入角色。无聊的时光如何打发？于是这群耳濡目染于当时美国反越战学潮的学生囚犯开始挑战权威：撕掉缝制于衣服身上的编号，把自己锁在牢房内不理会看守的命令，并取笑看守。
　　看守一下子变得不知所措，作为监狱长和实验负责人的津巴多则告知看守们要自行解决问题。于是看守们采取措施对囚犯进行“镇压”：脱光囚犯的衣服、把囚犯进行数个小时的禁闭、没收枕头和被褥、取消囚犯的进餐、强迫囚犯用手清洗马桶、进行俯卧撑或者一些没有任何意义的活动而羞辱囚犯、剥夺囚犯的睡眠、半夜把囚犯拉出来清点人数和进行各种屈辱性的活动。他们还采用了心理上的分化策略：服从管理的好囚犯会被提供特权，更好的牢房和伙食。
　　这些“正常的、心理健康”的好人“看守”学得好快，如果看过任何一部关于监狱电影的话，这都是看守的狱警常用的策略。随着实验进行，看守们采用的惩戒措施日益加重，以至于实验人员不得不对他们进行提醒。
　　在实验进行到36个小时的时候，一名囚犯因受到极度精神压力而出现哭泣、咒骂等各种各样的歇斯底里症状而退出了实验。实验仅仅进行了不到两天的时间，“正常的、心理健康”的一个好人已经被一群“正常的、心理健康的”好人折磨得濒临崩溃。
　　该名编号为8612的囚犯是第一天率领囚犯反抗和挑战看守权利的领导者，因此在看守们的反击中受到了“特别的照顾”。当一系列的惩罚加诸于身后，8612已经察觉这不是一场模拟的实验、一个虚拟的监狱，而是一个“不是由政府、而是由心理学家设置的真正监狱”。当8612向津巴多当面提出要求的时候，津巴多也已经完全进入了监狱长的角色，他考虑的已经不是8612的精神状态，而是如果8612退出，会引起更多人退出，实验就无法进行下去了。
　　于是津巴多像所有的监狱电影中的监狱长会做得一样，向8612承诺让看守不再折磨他，给他好的待遇，同时他提出一个浮士德式的交易：让8612回到监狱做他的眼线，向他提供监狱中的信息，如果同意，津巴多就会迟一点的时候“释放”8612。 8612答应了津巴多，重新回到实验当中。当8612回到监狱中，其他的囚犯们开始意识到，他们无法退出，实验负责人员不会让他们退出实验。希望就此幻灭。
　　津巴多事后回忆他当时的判断，他觉得8612是心理上过于软弱，无法承受哪怕是一丁点的压力，毕竟实验只进行了大概一天的时间，怎么可能会那么快就要求退出实验呢？实验还有13天的时间啊！
　　作为实验设计者、心理学家的津巴多，本应客观地评价8612的状态，结果也被监狱长的角色所逐渐控制被影响他的判断。这种控制一直持续到第六天，直到一个局外人的出现，才把津巴多从监狱长的角色中“挽救”了出来。
　　而就在8612提出退出的当晚（36小时），当津巴多的研究生Craig Haney作为实验负责人之一轮值夜班时，发现8612“精神已经崩溃，强烈要求退出”，8612无法承受“看守们持续不断地骚扰，仅仅是因为他在第一天领导了囚犯对看守的对抗。”在同意8612离开监狱进行短暂的休息后，Craig Haney要做出一个外人看来很容易，但当时他感觉极度困难的决定：是同意8612离开还是拒绝他的要求？津巴多是他的导师和“老板”，午夜时分，不能够骚扰他的休息。同意？毕竟我只是个二年级的研究生，这个实验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和资金进行筹备，让8612轻易退出便意味着实验设计受到影响，无疑结果的准确性也成疑问。但当前这个年轻人的状态是他们在设计实验时无法想象的，不放的话行吗？
　　经过一番挣扎后，Craig Haney还是决定同意8612退出实验。
　　津巴多和他的同事第二天早上回到了实验室，质疑为什么Craig Haney同意让8612退出实验。经过一番讨论之后，津巴多认可了Haney的决定。同时，在后备名单中，他们挑选了一位学生，让他在当天下午加入实验，填补8612的空缺。
　　而在斯坦福大学古老而庄严的心理学大楼地下室，敌对情绪日益升级：看守们还在继续着他们的游戏，想方设法折磨囚犯；囚犯们则继续承受着折磨，以行尸走肉般的顺从回应。这已经不是一场cosplay了，不是一次愉快的暑假回忆，不是一次舒服的打工经验，而是一次噩梦。在试验开始的时候，“看守和囚犯之间没有任何的差异性；而在试验持续了一周以后，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的相似性了。”
　　魔鬼已经被释放出来了。它狞笑注视着这群曾经“健康的、心理正常”的好人，它让一些“看守们”沉醉于规训与惩罚的快感；让部分尽管心理感觉不对、但迫于角色与承诺所赋予的服从义务而不得不配合其他看守，从来没有提出过异议和反对，只是私下向囚犯提供帮助；它让仇恨在“囚犯”心中播种，以致试验结束之后，当“看守”们和“囚犯们”同坐一起讨论时，敌对的情绪让讨论变成了凶恶的对质，当他们在试验过程中接受试验人员的访谈和问卷调查时，他们呈现均是怀疑的情绪，在他们看来，这群最初友好善良的试验人员就是铁笼的制造者；它让本应客观的心理学家失去了判断。
　　试验一直持续到第六天。监狱情况渐进式的恶化启动了所有参与者的心理适应机制：一切都是正常的，一切都是如试验设计所安排的进行。连接替8612进入试验的代号为416的候补学生最初的“这是个疯人院”的印象也已经被“这理应是个疯人院”的看法所代替，尽管他最初的时候以绝食进行反抗，但经历了黑房幽禁、狱友在看守鼓动下对他进行羞辱的经历后，本应最是正常的他换来的是彻底的孤立，他的绝食对抗让看守和囚犯们从某种意义上站到了一起。
　　囚犯们以条件反射式的反应接受看守们的各种要求。也有些囚犯以“疯狂的表演”模仿8612，希望以此换取退出试验的机会：在试验的第三、第四和第五天，各有一名囚犯被同意退出了试验。第五名囚犯在退出的请求被拒绝后，全身出现皮疹的症状，最终退出了试验。
　　试验过程中，囚犯们实际上有大量的机会接触外界。在只持续了六天的试验中，大约有100多人以不同的身份接触这群囚犯：包括一名真正的典狱官，在接触了所有的囚犯后，他观察到这场模拟试验在这批学生囚犯身上造成的反应与首次坐牢的人非常相似；20 多名心理系的学生从视频监视器和窗户中观察试验；24名囚犯的父母和朋友在探监的时间和囚犯接触，而其中一位母亲在探访之后寻访了一位神父，在神父找到了一位律师提供法律咨询如何让她的孩子脱离“斯坦福监狱”，这名律师在试验的最后一天与所有的囚犯进行了访谈。
　　这100多个人，包括看守和囚犯，试验的设计者、心理学家津巴多，都没有想过还有一个选择：中止试验。他们已经成为局中人，被困在以理性和科学为借口所编织的铁笼之中，无法脱身，唯有服从，扮演着各自的角色。
　　直到试验的第六天，一名年轻的女士的到访。
　　当Christina Maslach接到津巴多的邀请参与斯坦福监狱试验的研究项目时，心里为之一动。刚刚获得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她另一重身份，是津巴多的女友。但Christina已经获得了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助理教授的职务，正准备动身，分身无暇的她只好拒绝了爱人的邀请。
　　但她还是答应了津巴多帮忙做一些访谈。为了对访谈有所准备，她在试验进行了大约一周之后的周四晚上来到了斯坦福监狱。一开始的印象是平静，与其中一名看守进行了交谈之后，她的感觉是这是一位礼貌、友好和让人愉快的好人。
　　而这晚负责轮班的是昵称为John Wayne的看守，斯坦福监狱最“臭名昭著”的狱警。尽管耳闻John Wayne的作为，Christina见到了John Wayne之后却感到非常震惊（absolutely stunned）：与传闻相反，John Wayne是一个绝对的好人。但直到她开始试验观察时，看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他戴着黑色的墨镜，手持警棍，身穿制服，放声嚎叫，痛骂犯人，让犯人报数时表现出一种粗暴的态度。
　　当时正当洗浴时间。洗浴房在监狱外，看守把犯人用脚镣锁成一列，每个人都戴上头套，完全看不到环境的情况。再把他们带到洗浴房。津巴多通过观察窗看着发生在监狱的情形，兴奋地对他的女友说：“快来看，看一下现在要发生什么！”“看到没有，这场景是太棒了！”但Christina却把头转过去，不忍再看，心里充盈着一种冰凉而作呕的感觉：如此残暴的场景让她感觉到一种女性置身于男权世界所产生的无力感。
　　随后，离开了试验现场后，津巴多想要知道Christina对整个试验的评价。但他得到的却是出乎意料的愤怒、恐惧与泪水：“你对这些孩子做的事情太糟糕了！”辩论、争吵，Christina感到害怕，面前这个不再是她熟悉的爱人，那个以爱生如子闻名斯坦福的温柔而敏感的心理学家。他们之间的立场从来没有如此巨大的对立和分歧，他们之间的争吵从来没有如此剧烈，如此漫长，留下如此巨大的创伤，她甚至无法想象以后会和这样的一个人相处。
　　这场争吵的结果是津巴多最终屈服了，从他监狱长的角色、从他对试验理性的准确和客观的追求中脱身而出，向他的爱人道歉，并且决定在第二天早上终止试验。召集所有与试验相关的人一起，反省整个过程：一场模拟的试验是如何逐步演化成一个真正的监狱，一个如此严重的疯狂之地（madhouse）？
　　此刻，津巴多感到的不是失望，而是如释重负，如释重负的，还有他和Christina，当时他的女友，后来变成了他的妻子，之间的关系。
　　但真正让Christina后怕的，是她作为系统挑战者、不服从者的角色：如果她一直参与试验，她能够有如此巨大的感情触动吗？如果她参与了设计，每天目睹事情的发生而产生心理的适应性，眼前的这种疯人院会不会像所有其他参与试验项目的100多个人一样，变成一种正常?　她真的不能够做出肯定的回答。
　　就像莫罗的那句老话：“我们都是自身经历的囚徒（we are prisoner of our own exper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