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瓦伦丁·波波夫,尼古拉·古本科,斯坦尼斯拉夫·柳布申,玛丽安娜·沃汀斯卡娅,Zinaida,Zinoveva,Svetlana,Starikova,列夫·普雷古诺夫 主演的电影《那年我二十岁》来自哪个地区?
爱奇艺网友：电影《那年我二十岁》来自于其它地区。
2、《那年我二十岁》是什么时候上映/什么时候开播的？
本片于1965年在其它上映，《那年我二十岁》上映后赢得众多观众的喜爱，网友总评分高达1863分，《那年我二十岁》具体上映细节以及票房可以去百度百科查一查。
3、电影《那年我二十岁》值得观看吗?
《那年我二十岁》总评分1863。月点击量1次，是值得一看的剧情片。
4、《那年我二十岁》都有哪些演员，什么时候上映的?
答：《那年我二十岁》是1965-01-18上映的剧情片，由影星瓦伦丁·波波夫,尼古拉·古本科,斯坦尼斯拉夫·柳布申,玛丽安娜·沃汀斯卡娅,Zinaida,Zinoveva,Svetlana,Starikova,列夫·普雷古诺夫主演。由导演马林·胡茨耶夫携幕后团队制作。
5、《那年我二十岁》讲述的是什么故事?
答：剧情片电影《那年我二十岁》是著名演员瓦伦丁 代表作,《那年我二十岁》免费完整版1965年在其它隆重上映，希望你能喜欢那年我二十岁电影，那年我二十岁剧情：谢尔盖（Valentin Popov 饰）、尼古拉（尼古拉·古边科 Nikolai Gubenko 饰）和斯拉瓦（斯坦尼斯拉夫·柳布申 Stanislav Lyubshin 饰）是从小玩到大的青梅竹马的好友，长大后，他们都选择了当兵报效祖国，在退役之后，三人走上了他们不同的人生道路 谢尔盖一直想要进入动力学院念书，但因为父亲在早年间的战争中不幸丧命，母亲和妹妹维拉（斯维特兰娜·斯维特利奇娜娅 Svetlana Svetlichnaya 饰）全部都要靠着他来养活，因此谢尔盖不得不放弃了念书的念头。斯拉瓦早早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然而婚姻带给他的，却只有痛苦和争吵。尼古拉的性格要比另外两人稍稍幼稚一些，整天大大咧咧笑嘻嘻的他似乎没有什么烦恼。
不知不觉超了字数只能发在这里，这不是正规影评，全是大白话。
分了三次才看完，叙事有点考验耐心，但镜头很漂亮，苏联电影严密的艺术性，中间有一段谢尔盖独自走在大街上的散文诗很精彩。主角三人的友谊也很动人。
影片想表现的那种国家宏大话语下年轻人的迷惘和苦闷，以及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在谢尔盖的爱情和友情上表现得比较突出。“列宁同志 我向你汇报 不是工作 而是一颗激进孤独的心”，时代在进步，个体却越来越找不到存在感，价值观产生了动摇，与恋人没法充分理解。年轻人跳舞、喝酒、唱歌，父辈一代人在战场上度过一生。
谢尔盖的忧郁是苏联在50年代解冻后的自然产物，由于责任感和良知，他逐渐发出了对于生活本质的追问，但显而易见，朋友的家庭生活、恋人的爱情，甚至时代都无法给出答案，他愤怒、痛苦，感到绝望和迷茫。最后，23岁的谢尔盖在想象中与21岁战死的父亲对话，同时象征着苏联过去一代对这个国家新生的一代的期望：
“我羡慕你。我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去莫斯科的街道走走。这是一个伟大的城市，是地球上最美好的城市，再见了，我的孩子！随着年岁的流逝，我们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大，你在长大。我把我的祖国交给你。我用绝对的忠心将我的祖国交给你。你也要保持你的责任感和良知，做个清清白白的人，明白吗？”
结尾出现了三个穿着军装的年轻人，我不确定是不是主角三人，但可以照应故事开头的三个年轻人，与父辈一代走入战场不同，他们在清晨的一片迷蒙中出现在莫斯科的街上，唱着国际歌，向着城市深处走去。
第一部看到的苏联电影，我跟弹幕里一样没看懂。首尾呼应，都是匆匆的人群。因为没看懂，所以我始终在努力的看能看出什么。我看到了好多或许组合在一起很有深意的场景和情节：国庆日，共产党徽，欢腾的人群。年轻人的聚会，听古典乐听歌剧，跳双人舞。裁军回到家庭的年轻谢尔盖，成家有孩子的朋友，工作遇到人际关系困扰的另一朋友。牺牲在二战保卫莫斯科战斗中的爸爸。医院工作的妈妈，粮票，土豆的回忆。友情，爱情，亲情。临结束时早已牺牲的爸爸和谢尔盖的聊天拥抱要他活着。谢尔盖迷茫，关乎他在意的爱情友情未来和国家。我在电影里看到了很多二手时间里说到的故事影子。1964年的苏联莫斯科比起我们国家当时繁华好几十倍。宽阔的马路，高楼大厦，地铁，有轨电车，冰箱电视机电话。忙碌的工厂，拆旧楼盖新楼，冒烟的工厂。舞会上土豆串，树皮鞋用来开心，其实那就是上一辈用生命换来的安定生活。战后总有些人忘记了上一辈的磨难，也有人深深迷茫未来在哪里。好多对白，好多心里独白，还有很多双方没张嘴却有的思想交流。时尚的潮流兜兜转转来回循环，觉得他们的风衣套裙大衣还有发型全都很美。因为不熟悉，所以很模糊。电影想表达的太多太多，或许在对那段历史和那个国家了解更多后，再看会增长一些理解。
但这部164分钟的电影真的是部好电影，结束在周一清晨忙碌城市的八声钟声响过后。他们的人生故事还在继续。
喜欢这个电影的拍摄方法，结尾十分钟是点睛之笔。
豆瓣上许多人觉得这是主旋律电影？我不能理解。
因为任何电影都包含了意识形态，人们适应了美国电影里面的美国国旗，政治正确，个人英雄主义，这些东西本身是美国人生活中非常日常的东西，当你拍摄美国人的故事时，这些意识形态一定会出现在你的作品里。但当苏联电影里有苏联的意识形态时，人们会觉得它与平时习惯了的价值观不同，习惯了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人会觉得不适应。五一游行，人民的力量这种价值观，国际歌....这些东西在苏联也很日常，本身苏联就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而存在的政权，它有不同于私有制体系的经济关系，所以自然存在另一种和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就是人的意识对当下的经济关系的反映，电影拍的是人，是人与人的关系，没有这一种意识形态，那就会有另一种不同的。不存在没有意识形态的文学艺术，除非你拍的是有关一连串化学反应的纪录片。
但是这个电影明显不是政治宣传的产物。电影里有一段是谢尔盖在街上走，然后内心独白是：列宁同志，我向你汇报，不是工作，而是一颗孤独的心。这段话表达的是主角的孤独感与现实生活的冲突，而不是真的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在向列宁同志汇报工作【笑】。
《我二十岁》电影剧本
文〔苏〕/Г·施帕利科夫、M·胡齐耶夫
译/杨秀实
城市里一片寂静。夜。
空荡荡的小街上缓缓地走着三个人。
他们停住脚步。放下步枪，枪托碰到路面的圆石上发出响声。他们点着烟吸起来。
他们的脸安详而洁净。三个年轻人，三个革命战士。
他们站在那里向黑暗中细心地观看和倾听。然后，又背起步枪，继续巡逻。
他们越走越远，沿着不宽的小街径直向上走去。他们的脚步声渐渐远去，越来越低沉了。
城市里一片静谧。天色微明。
街上依然空无一人，但是这情景持续没有多久。由远处走来三个人，背着旅行袋的三个小伙子。不，小伙子只有两个，中间的那个，是个姑娘。可是，她穿着同样的裤子，同样笨重的、走远路的皮鞋。
三个人穿过广场，默默地停在一个门口。姑娘把手伸出来向两个小伙子告别。出现了一阵沉默，这沉默的一贯含义是，两个小伙子中间一个应该走开，一个再呆一会儿。
我们不在这个门口逗留。我们和一群突然从一条小巷涌出的吵吵闹闹的青年人继续前进。他们兴高彩烈，穿着节日的盛装，大概是刚刚参加过什么人的生日或是婚礼回来。
这群年轻人的出现把一对恋人从坐热了的台阶上惊动起来。不过也许是初秋黎明的寒冷使他们站起来的吧？他们沿着莫斯科清晨的、没有行人的、静悄悄的街道走着，走过一个贴广告的女人，走过一辆停在面包店旁边的汽车。人们正从车上卸下一箱箱刚出炉的热面包。
街上已经开始出现早出的行人。迎面来了一个年轻的士兵，手里提着一只手提箱。同这一对恋人对看了一下，接着便各自走开。
现在我们跟着这个士兵走去。
他走得很急，匆忙的脚步在街道的寂静中荡起了低沉的回声。在他那因风吹日晒而变得黝黑和粗糙的脸上，看得出一种久别归来的欢乐。他那一双发白的眉毛下面的乌黑的眼睛，正匆匆巡视着周围的一切变化。
士兵拐了一个弯停下来。他喘了喘气，高高地仰起了头。
一幢高大的楼房正在沉睡，通过敞开的窗子仿佛能够听到住在里面的人的均匀的鼻息。
大门弹簧发出了熟悉的吱吜声。鞋后跟在从小跑熟了的楼梯上发出一阵响声。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咔咯一声打开了挂着蓝色报箱的房门。
士兵把手提箱放在地板上，慢慢地环顾四周。房间里整齐、安静。家里没有人。不知道今天他会回来。
一切都和原来熟悉的样子一样，床上整齐地铺着白单子，对面还是那个被坐得凹下去的旧沙发，紧靠墙角还是那个小桌子，上面装着一台老虎钳。
大挂钟的钟摆滴答滴答地摆动着，使屋子里更加显得静谧。
柜橱上方还着一张大照片，上面是一个身穿军装的年轻人，他面容安详地凝视着前方。
士兵走近照片站住。他简直象是在照镜子，因为他们俩长得一模一样。只是照片上的那个眼神稍显严肃，军装上佩戴的不是肩章，而是领章。
晨风吹动了一扇窗子，一束阳光从照片上掠过，就好象照片上的那个士兵向走进来的那个士兵亲切地微微一笑。
走进来的这个士兵深深地出了一口气，疲倦地倒在沙发上，慢慢解开军装上衣，从脚上脱下靴子，咚咚地拋在地板上。
窗外的太阳越升越高，房间里越来越亮起来。
与此同时，各种声音渐渐响了起来。
忽然在很近的地方可以听到一把钥匙在锁孔里转动了一下，锁咔嗒地开了，门吱吜地响了一声。
一个女人走进走廓，她大约四十五岁的样子，端正的，还不显老的脸上有一双聪明的眼睛。她习惯地随手把一个不大的手提包放到小柜上。解开大衣，露出了医生穿的白罩衫。突然她直起身，呆住了……
从住室里传出均匀的、健康的、年轻人的鼾声。
她象受了惊似的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站在门口。
在沙发上躺着她的儿子，穿着背心和裤衩，伸开两只胳膊，睡着了。
他睁开眼，感觉到她在旁边。
“妈……”他微笑了，完全象一个孩子。
“回来……探家来了？”她轻轻地、几乎不出声地问。
他摇摇头，唇边上露出了微笑。
“复员了。”
这时候她才明白了这突然降临的喜事。她从门边猛冲过去，双手搂住儿子，整个脸紧偎着他。
“谢廖什卡……”
儿子迎着她站起来，小心地扶住她，轻轻地抚摩着她的头发。
“瞧，哭起来了，”他竭力掩饰着自己的激动，一本正经地说，同时用手掌抹去地脸上的眼泪。
然后，儿子穿好衣服。母亲从衣柜里取出在里面挂了三年的一套衣服，谢尔盖高高兴兴地穿起这套入伍前的衣服。费了很大劲才把裤腹系上，肩膀好不容易才撑进上衣。
谢尔盖照了照镜子，大感失望。
“是呀……妈，这我可有点没科到。”
裤子明显地太短了，胳膊也露在袖子外面一大截。
“没关系……没关系……”母亲时而失望地咬咬嘴唇：真糟糕，衣服不合适了；时而又现出幸福的微笑：儿子真长了不少……“没关系，先凑合穿两天，回头……”
“没关系！”儿子又照了一下镜子，突然坚决而郑重地说。“暂且就只当是时兴这种样子吧。对吗，妈？”
他快活地笑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从院子里突然传来很响的音乐和一个嘹亮的女声唱的流行歌曲。
谢尔盖把身子探出窗外，仰起头。
在斜对面比这边高三层的楼上，一个窗口放着一台带电唱的大收音机，开到了最大音量。紧挨着的阳台上，收音机的主人——一个穿着蓝运动裤和白背心的高个儿漂亮小伙子——正在心满意足地伸着懒腰。
“柯尔卡！弗金丨”谢尔盖兴奋地喊叫起来，同时拼命地挥动着双手。
小伙子看见了谢尔盖，稍稍一愣，立即也拼命地挥起手来。于是就在收音机的极响的音乐声中，两人高兴地说起话来。谁也没想到应该关掉它，他们俩不得不大声叫喊，可还是什么也听不见。
最后弗金对谢尔盖指了指下面的院子。用手指头比划了一番：意思是说，你到楼下去，我马上就下去……
谢尔盖从窗子旁边奔向门口。
母亲目送着他，一边收拾着桌子。
两个伙伴沿着各自的楼梯跑着，一步跳下好几级台阶，手几乎沾不着栏杆，只在拐弯的地方扶一下，然后两个人差不多同时从黑洞洞的楼门口里跑到洒满阳光的星期日的院子里。
但是，当他们来到能被整个院子的人们看到的地方时，他们立即装出了规规矩矩的样子，不慌不忙地彼此走近，互相问好。可是终于忍不住，互相用劲地拍打着肩膀……
现在我们稍稍从侧面观看他们，从坐在大门口旁的长凳上的女人们的角度，或者从在儿童游戏场的磨菇亭下面玩“抓羊”的那些稳重的男人们的角度。
两个朋友刚一转过墙角就仿佛来到了热闹的体育场。在房子后面，长满野草的空地上，有一群半大孩子和已经成年的小伙子正在踢足球。再往远些，在空地对面，是一道高高的铁路路基，一列电气列车正轰隆轰隆地疾驰而过。
不知是谁把球踢过来，飞快地滚到谢尔盖的脚下。谢尔盖立刻用脚尖接住球，把它高高踢起来——放了个高脚。
在草坪上，人们惊奇地对看着，这时谢尔盖用头接住球，把它甩在地上，出人意外地把秋直向球门带去。
踢球的人们起初愣住了，后来整个草坪忽然活跃起来：
“伙计们，谢廖什卡回来啦！”
“仙鹤从部队回来了！”
守方的球员急忙跑辻去拦截谢尔盖，可是他加快了速度，轻巧地绕过了他们。球门里，守门员的白衬衫和黑脸庞闪了一下，谢尔盖边跑边射门。守门员拼命一跳，向前扑去，结果没有抱住球，而是抱住了向他飞跑过来的谢尔盖。他们紧抱着摔倒在草地上。
“谢廖沙！”守门员嘶哑地、高兴地喊了一声。
“斯拉夫卡！”谢尔盖呼哧呼哧喘着气叫着。
球进了球门。
他们就这样遇在一起了。他们三个人。
斯拉夫卡迅速地穿上裤子，现在三个朋友肩并肩走着，离开了草坪。
在他们身后，踢足球的人重新在草地上散开，球门里的空位子立刻由一个看球的人高兴地补上了。
他们并排走着，因为意外的重逢高兴得不知说什么。
只是斯拉夫卡忽然想起了什么，很快地跑回去，从一个看球的人手里接过一个网兜，又追上了两个朋友。
谢尔盖无意地看了看网兜，他的脸上立刻露出惊讶的表倩。他抬起眼光，正碰上弗金的讥笑的、快乐的眼光。弗金在斯拉夫卡不知不觉中向谢尔盖使了个眼色，意思仿佛是说：“你还以为怎么的？我们这儿起了变化啦。”
在斯拉夫卡的网兜里，小孩用的奶瓶发出轻微的响声。
在斯拉夫卡家门前的楼梯门，他们停下来，犹豫不决地踌躇了一会儿。
“按吧！”弗金说。
斯拉夫卡按了一下电铃。
给他们开门的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满脸怒气的妇女。她穿着印花布的、家常穿的连衣裙，漂亮的浅色头发随便地别在后脑勺上。从她背后房间的深处传来婴儿的刺耳的哭声。
“你跑哪儿去啦？”
对弗金她连瞧也没瞧。
“刚才，柳霞，排队来着，”斯拉夫卡急忙解释说。“酸一酸牛奶没有，我买了点酸果汁。拿住瓶子……”说着把网兜递给她。
“他太老实啦，”弗金插嘴说。“你知道，他让所有年轻的母亲在自己前头买走了，后来他还把一位老大娘搀过街，喂了半天鸽子，帮人家逮住了一个流氓，还救起了一个掉在河里的少先队员……”
“说完了吧？”柳霞冷冷地打断他的话。“你兜里是什么？”
弗金的衣袋鼓鼓囊囊地令人怀疑。
“我们游逛来着，”弗金承认说。“柳霞，今天是个大喜日子。”
“什么大喜日子？”
“航海家雅克·拉佩鲁斯诞生一百七十五周年。”
“那又怎么？”柳霞说着突然愣住了，因为弗金说完刚才那句话就顺势把谢尔盖推到前面。“谢瘳什卡……”
“嗯，”谢尔盖微微一笑。
“你从哪儿来的？你好！”
“我来的道儿可远了。你好，柳霞。”
“哎哟！”她忽然不好意思起来。“你们干吗站在这儿呀？快进屋里来吧，小伙子们……”
这是一个普通的、还没有布置好的、年轻新住户的房间，墙壁上光秃秃没有装饰，房间当中放着一张铺着干净台布的普通桌子，墙角里有一张小孩床。房间里没有柜子，没有锍子，也没有沙犮，东西就那么放在窗台上、椅子上、地板上——垫着报纸。衣服挂在墙上，上面用个布帘盖着。
“来吧，”弗金举起酒杯说。“来祝贺一下你复员吧？从现在起就该投入和平的劳动啦！”
“小点声，”柳霞生气地说，一面用眼睛向小床那边示意，这时我们才看到小床上有一个婴儿正在翻动着身体。
“祝你复员归来！”弗金小声说。
三个入一起干杯。
“有什么新闻？”谢尔盖问。
“全部新闻都在斯拉夫卡身上，”弗金说，“我们的斯拉夫卡当了爸爸，成了有家的人和有房子的人。对吧，斯拉夫卡？”
“对，”斯拉夫卡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你看，这不是分配到了一间房子。”
“小日子过起来啦？”谢尔盖微微一笑，问道。
“过起来啦，”他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一头扎到小日子里啦！”弗金做出吃惊的样子说。“你看他墙灯座、落地灯全都置办起来啦！这会儿你怎么也拉不住他了。”
“看着眼热啦，”柳霞说。
“干吗不眼热呢？”弗金说。“我们这些年轻的单身汉看着别人的幸福家庭怎么能不眼热呢？”
“那你们也赶快成家呀，”柳霞凑趣地说。
她抱着小孩走近桌子。
“看我们这个作品怎么样？”斯拉夫卡问。
“不坏，”谢尔盖称赞说。
“我们可卖力气来着，”斯拉夫卡自豪地说。
“斯拉瓦！”柳霞难为情地说。
“叫什么名儿？”谢尔盖问。
“沃洛加，”柳霞说。
“符拉吉米尔·斯坦尼斯拉伏维夺，”斯拉夫卡补充说。
“斯坦尼斯拉伏维奇，”弗金讥讽地重复着。
“是啊，”谢尔盖说。“妈妈可是变了样儿了。”
“怎么，变好了，还是变坏了？”柳霞问。
“嗯……怎么说呢……长成大人了，”谢尔盖说。
“老了！”柳霞说。
“小心些，老太婆，”弗金笑嘻嘻地说。
“跟上他没法不老，”柳霞气呼呼地说。“家务事他一点都不管。”
“白吃饭的，”斯拉夫卡叹了一口气说。
“多大了？”谢尔盖问。
“九个月。”
“零八天，”斯拉夫卡补充说。
“一代新人在成长！”谢尔盖晃了晃脑袋说。
“可我们，谢廖沙，一天天地老了！”弗金说着举起酒杯。“来吧，为和平共处……”
这时，斯拉夫卡把游泳用的脚蹼套在手上，向儿子探过身去。
“沃伏奇卡，沃伏奇卡，来，找爸爸来！”
“斯拉夫卡，你干吗？”柳霞吓了一跳。“你把孩子吓着！”
“你瞧！”斯拉夫卡说。“当爸爸的逗逗孩子都不行……”
“为和平共处干杯，”弗金大声说完自己那句话，“和平共处才能使我们成为有家的人。”
“我们不喝，”柳霞说着用手掌盖住斯拉夫卡的酒杯。
“我从来没想到，斯拉夫卡，你还会反对和平共处，”弗金瞪起眼睛说。
“我倒不反对，”斯拉夫卡叹了一口气说。
“我们不喝，”柳霞竖决地重复说。
“不行，”弗金毫不让步。“谁反对和平，谁就别喝这一杯吧！我们非喝不行。”
“谢廖什卡，谢廖什卡，你吃口菜，”柳霞说。
“谢廖什卡，谢廖什卡，……从军队里回来到底是好事。大家都为你高兴，”斯拉夫卡阴郁地说着，突然唱了起来：“原来我的老朋友，我们白白保护了我们的自由……”
小伙子们一边笑着，一边合唱起来。
“原来我们保护的不是由，而是自己的孤独……”
柳霞摇晃着孩子，在屋里来回地走着。在桌子旁边，三个朋友继续从容不迫地悄声谈着：
“你认识莲卡·卡拉班诺娃吗？十二号楼里的？嗯，巴士卡·凯士拉柯夫跟她好了一阵。后来她嫁了一个运动健将。”
“前几天我碰见了谢尔嘎契夫，他那俩耳朵，变得更大了……”
“……他现在在《斯巴达克》队里踢球，叫人家给拉过去了，给了他一套房子……”
“在哪儿？在切辽穆士基大街？”
“对，在切辽穆士基。”
“……半夜里，警报一响就把你折腾起来。二十公里急行军，全副武装，真够呛！”
“这儿，每天夜里都有警报叫……”
“……一般地说，小城市挺不赖，到处是树。就是有点太热。我们到电影院门口一看，正在上演《独身的女人》……”
“什么独身女人？”
“电影《独身的女人》。”
“不对，《被遗弃的女人》。”
“《被拋弃的女人》。”
“《不幸的女人》。”
“《被忘却的女人》。”
“总之，是《穿白衣服的女人》。”
“《弹吉他的女人》。”
“不对，那是《弹吉他的姑娘》。”
“你认为是？……”
……柳霞终于安顿好孩子，坐到桌子旁边来。
“你打算干什么呢？”弗金问谢尔盖。
“不知道。我本想报考动力学院，没赶上。现在只好先工作一段。等下一次再说……”
“那就到我们实验室来吧，”弗金高兴起来。“中学毕业生也收。再说你又是雷达兵。人家准会抢着要你。”
“不，”谢尔盖摇摇头说。“我看还是来这儿，到第十一热电厂去。这不会妨碍上大学。再说，你知道，”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妈妈会高兴的。爸爸在那里工作过。”
“明白了，”弗金点了点头。“可惜。电子学，累进工资……其实咱俩在一块儿多有意思。”
“你早就该说这一点，”谢尔盖笑着说。“也行，看看再说吧。”他转向柳霞，举起酒杯说：“柳霞，为你干一杯。”
“可惜我不能喝酒，要不我一定陪你干这一杯，”柳霞说。
“我从来没想到，你会嫁给斯拉夫卡。”
“谁都没想到，连我也没想到，连他自己也没想到。”
“噢，不一定，‘他’可是想来着，”斯拉夫卡说，没有抬起他那伏在两个拳头上的头。
“把你丈夫给灌醉了，”谢尔盖说。
“不要紧，他睡一觉就好了。”
在墙角小床里，婴儿又开始不安，哭叫起来。
“对这种事，只有这样才叫得醒，”弗金说着，拿起一个不倒翁在斯拉夫卡耳朵边上摇了摇。“嘿，斯拉夫卡，你梦见什么了？起床啦！”
斯拉夫卡哆嗦了一下，抬起睡眼惺忪的脸，用手按了一下磁带录音机的一个键子。
“这么好的录音！”
“斯拉瓦，斯拉瓦！”柳霞生气地叫着向小床走去。
小伙子们彼此把头靠得更近些，继续小声地交谈着。
当谢尔盖走到院子见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各家窗子里的灯光一个接一个地熄灭了。
在楼门口，有一个小伙子正在和一个姑娘谈话。他一只手提着小水桶，另一只手笨拙地搂着那个姑娘。谢尔盖不想打搅他们，打算从旁边走过去，但是那个姑娘突然丢下了那个小伙子，跑到谢尔盖面前，搂住他的脖子。
“谢廖什卡！”
谢尔盖紧紧地抱住了姑娘，让那个小伙子大吃了一惊。
“这是谁呀？”谢尔盖轻声问道。
“唔……朋友，”姑娘回答说，然后简单地命令说：“你接过他手里的水桶来。”
“您好，”小伙子边说边把水桶递过来。
“您好，”谢尔盖回答他说。
“你给我打电话吧，维如，”薇尔卡说。
“好吧，”青年急忙回答。
在楼梯的平台上，谢尔盖通过宽大的窗子往院子里看了看。那个小伙子还在下面站着。
“看，你那个人还没走，”谢尔盖又上了一层楼的平台时往院子里看了看说。
他们没有开灯，悄悄走进屋里。夜间用的小电灯亮着。妈妈脸朝墙睡着。薇尔卡走近窗口。
维克多站在下面，仰着头。他举起手，摇了几下，然后穿过院子走了。
“这小伙子让你摆弄得真听话，”谢尔盖惊讶地说。
“等着瞧你的吧，还不定怎么让人家摆弄呢。”
他们在桌子上铺开报纸，把小桶里的蘑菇倒在上边，―股清新的树林里的气味立刻充满了房间。
他睡着、按照当兵的姿势侧向右面躺着，一只粗壮的胳膊放在被子外面。突然，他一下子醒来。一阵号声把他惊醒。他猛然把双脚放下，在床边上坐起来。过了一阵他才清醒过来，认出是在自己的家里。
原来是收音机里正在广播少先队节目开始的号角声。已经是星期一了。
早晨的楼梯是喧闹的。这里充满了脚步声、谈话声、互相问候声。每层楼上，都是砰砰的关门声，人们从每一个楼门口里走出来：有的是一个人，有的是一对一对的，有的是整家子的人。
谢尔盖和弗金在院子里走到一起，然后一块儿向院门走去。在拱门下面他们遇到一个身穿铁路制服的上年纪妇女。这是弗金的母亲。她刚搭早晨的火车回来。柯尔卡一边走一边吻了一吻母亲，互相简短地交谈了几句什么。现在，谢尔盖和弗金已经来到大街上，混入来来往往的人群里。斯拉夫卡迎着他们走来。他们互相握了握手，斯拉夫卡再一次向站在阳台上的妻子和儿子挥手告别，三个朋友一起沿着大街走去。
后来他们分开了，各人走各人的路线。在一个十字路口第一个分手的是弗金，他跑向正要进站的电车。斯拉夫卡朝地铁车站走去，最后谢尔盖来到公共汽车站等车。
这时，街道上越来越热闹起来。这是大城市早晨的街道，人声嘈杂，车辆穿梭来往，一片繁忙的景象。
你们在川流不息的城市车辆中间看见过那种有一个向后倾斜的高架的汽车吗？现在就来了这样一辆汽车，它转了一个急弯停住了。高架慢慢伸直。一个安装工爬上升降机的圆斗。坐在驾驶室里的汽车司机扳动操纵杆，高架慢慢地向上升起，经过一排排学校教室的窗子，可以看见教室里空空的，学生们还没有到来。
学校旁边高高矗立着一座尚末建成的大楼的框架。在天空的背景上，一个身后拖着电缆的电焊工的小小身影沿着一根横粱向前移动，就象悬在空中似的。
离开始工作的时间还有几分钟，电焊工站了一会儿，他一边吸完最后几口烟，一边欣赏着早晨的城市。
一条条街道伸向四面八方，街道上充满着已经开始了的一天的嘈杂声。在不远的地方，相隔几个街区，高高耸立着热电厂的庞大建筑物，它把自己的声响加入到这一片嘈杂的市声里。
这时，谢尔盖正在透平车间的宽大厂房里走着。班长——一个长着大胡子的中年人领着他。班长把他带到工作地点，让他接了班。
也是在这个时候，弗金边走边和同志们打着招呼，走进静悄悄的实验室，坐到操纵台前自己的位子上。
也是在这个时候，斯拉夫卡钻进他的机器的驾驶室里，不慌不忙地戴上帆布手套。旁边地上是一个沉重的圆锤。
斯拉夫卡慢慢地环顾着那些被拆毁的旧房子和旁边矗立起的新房子的钢筋架。在最高处，在一根横梁的边缘上可以看到电焊工的小小身影，从这里看上去，就象是一只蚂蚁那末小。
电焊工抽完了烟，放下面罩，于是我们看见从他的焊枪下发出一个白亮的火花，这火花和另外许多同样的火花一起组成了一幅绚丽的奇景。
星期一——一周的第一个工作日就这样开始了。
每逢晚上，三个朋友就聚集在院子里，或者十字路口，或者街心花园旁，公用电话亭和自动汽水柜旁边。
经常是谢尔盖和柯尔卡两个人来了，于是他们就去“解救”斯拉夫卡。
他们打着门哨把期拉夫卡叫到阳台上，接着就拼命地用多种手势和眼神交谈起来。两个人叫斯拉夫卡下来跟他们一块儿玩，斯拉夫卡却无可奈何地又是耸着肩膀，又是回头向房子示意——老婆正在那里哄孩子哪。朋友们责备地摇着头，失望地摊开双手，坚决地让他设法跑出来。
斯拉夫卡终于拿定了主意。
“柳霞，我出去一会儿……”
“你上哪儿去？”
“柳霞，上商店去一趟，我没烟了。”
“好吧……那你顺便买点面包来吧……”
“行。”
“还得打点油……”
“是。”
“还有，你从窗台上拿上装沙拉油的小罐，买二百克酸奶油……”
“好……”
“对，要是看见有肉饼，就买上点，要不明儿早饭还……”
“好，好！西葫芦酱要不要？”
“不用，西葫芦酱不用买。”
他们三个人出去散步，或是顺路走进邻近的许多新建的高楼中间的一个院子。这里聚集着一群小伙子和姑娘，放着电唱机，于是一对对男女青年在沥青地面上把鞋底磨出沙沙的声音。
“柯里亚”，“柯连卡”……“你好，柯里亚！”……“晚上好，柯里亚”——姑娘们接二连三地跟柯尔卡·弗金打招呼，可以看得出他在这儿是很受欢迎的人物。
可他却随随便便地点头回答，不去跳舞，而是在等着什么人。
“你干吗不跳？”他问谢尔盖。
“这就跳，”谢尔盖回答着，可并没有动弹。
他和弗金并肩坐着，看着已经长大了的小女孩们，她们打扮得漂漂亮亮，舞也跳得洒脱漂亮。
就在这个时候，弗金中意的那个姑娘出现了，这是一个身材高高的美丽姑娘。
“别发慌，谢尔盖，”弗金挤了挤眼，跳开去了。
两个跳得满睑通红的姑娘用手扇着风，在谢尔盖旁边坐下。她们俩还非常年轻，但已经发育得丰腴、匀称。她们斜睨着谢尔盖，礼貌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其中一个鼓起勇气说：
“您好……您不认得我们啦？”
谢尔盖尴尬地耸了耸肩膀。
“想不大起来，”他老实地说。
“我们那会儿常上你们家找薇尔卡一块儿做功课。托霞和舒拉。您记得吗？”
谢尔盖点点头说：
“现在想起来了。”
两个姑娘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忍不住一齐噗哧一声笑了。
然后，又有礼貌地沉默了一会儿。
“今天晚上真好，”一个姑娘说。另一个笑了起来：
“没有降雨……”
她们想法引谢尔盖谈话，可是他却不知道该跟他们谈些什么和怎样谈法。
“您是在部队里学会不说话的？”一个姑娘问。
“人家那里是严守军事秘密哪，”另一个姑娘嘲笑地补充说。
然后，两个小姑娘一齐笑着跑去跳舞了。
就剩下谢尔盖一个人坐在长凳上。
忽然有人拉了拉他的手。原来是薇尔卡。
“走！”她说。“我带你跳。”
她熟练而利落地带着谢尔盖，可是她的眼睛总是焦急地向旁边瞟着。
忽然这双眼睛里发出了闪光。又有一个青年从街上走进院子里来。他的身影停留在大门洞的明亮背景上，没有向跳舞的人们这边走近。
“你的朋友来了，”谢尔盖发现了薇尔卡目光的变化，这样说着却没有放开她的手。
“看见啦，”薇尔卡尽量做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回答。
“用我替你跟妈说说吗？”
“她早知道。”
“那末，是定下来了吗？”
“这我们还要看一看。”
“是，是这么回事！”谢尔盖笑着放开了薇尔卡。
不知是谁的肩膀碰了他一下。柳霞脸上带着一种对周围不屑一顾的严厉表情，手里抱着孩子，冲开跳舞的人们走过去。斯拉夫卡把手插在口袋里跟在她后面。
“斯拉瓦，你们上哪儿去？”谢尔盖非常奇怪地问。
“我不明白，这儿不准我来吗？”斯拉夫卡一边走，一边气呼呼地问道。
“去吧，请吧，我不拦你……”
“什么叫‘不拦’？”
“请吧，你在这儿呆着吧。呆一整夜，呆一辈子，随你的便。”
他们在门口的黑暗处消失不见了。
这时弗金不知从哪里突然钻出来。
“他是没办法啦，我们可还有一晚上的功夫哪。有个建议。咱们跳两圈怎么样？有两个姑娘正在等着咱们。你看，她们在那儿，就在那边站着。你大概认识她们，不认识我给你介绍介绍。你喜欢她们哪一个？干脆说吧。”
“哪个也不喜欢，”谢尔盖说。“我走了。”
“你这是干什么？”弗金惊讶地说。“这可不对……我怎么办呢？”
“你没关系，”谢尔盖笑了笑说。“不，真的，柯里亚，我不想跳。你去跳吧！我回家睡觉。这一天够累的了……”
天已经完全黑了。谢尔盖慢慢地沿着街道走着，穿着不合身的衣服，手插在裤袋里。在一些门洞里，一对一对的紧靠在一起站着。听得见窃窃私语声。
迎面急急忙忙地走来一个姑娘，身材很苗条，穿着一件浅色的外套。她微笑了一下，谢尔盖也赶紧微笑一下。
但是，姑娘从身旁跑过去了。猛地一下几乎跌倒在谢尔盖身后边走着的一个小伙子的怀里。
小伙子笨拙地抱住她，她吻了小伙子一下，也是那么笨拙。
小伙子说：
“你好……”
“等等，我的心都快跳出来啦！”
“出什么事啦？”
“没什么，咱们走吧。我可害怕了。现在几点啦？”
“十点。”
“我可害怕你会走了！”
“我已经等惯了，”小伙子叹了一口气。“那，咱们去哪儿？”
“照直走吧，”姑娘说。“就这么走走，好吗？”
于是他们在路灯下沿着夜晚的街道慢步走去。从树上落下一片黄叶，它滑落在姑娘的肩膀上，小伙子小心地搂着姑娘，正好用手捏住了那片树叶。
……三个朋友从川流不息的车辆中跑过，跑进了铺满落叶的街心花园。天气晴朗，阳光灿烂，微风吹拂，树叶纷纷飞落下来。这些平展展的、闪闪发光的秋叶，铺满了园中小径和长凳，落在人们的肩上，落在黑亮的汽车顶上。
他们斜穿过街心花园，想要赶上已经绕过街角的电车。正跑中间，斯拉夫卡抱着的一个大报纸包散开了。于是一大堆嫩绿的苹果撒落在他们前边的落叶上，他们急急忙忙把苹果拣起来塞在各自的口袋里，但是，这到底耽搁了他们的时间，电车已经进站了。他们刚刚跳过花园的铁栅栏，电车已经开动了，斯拉夫卡和谢尔盖上了前一节车厢，跑在稍微后面一点的弗金敲着第二节车厢的玻璃。年轻的女售票员给他打开门，他急急跳上已经开动的车。他一边喘着气，一边从口袋里掏零钱，可是却掏出一个苹果，于是就把它递给女售票员。
“买张票！”弗金说。
“谢谢，”女售票员说。
她撕给弗金一张票，接过苹果，安然地吃起来。那两个伙伴从前面的车厢里向弗金又是挥手，又是敲玻璃。
“上这边来！柯里亚！”
“就来！”弗金走到车厢的另一头，转身问女售票员：“这张票上那个车厢里还管用吗？”
“不行，”姑娘说。“那得再买票。”
“瞧你们这规矩，”弗金摇摇头说。“就在这儿呆着吧。”
“管用，管用，”姑娘笑了起来，然后她用另一种语调，“售票员的”语调高声说：“沃洛比约夫胡同！下一站学校！”
弗金跑到了伙伴们的那节车厢里去。
电车里很空，阳光从这边照到那边。落叶不时从敞着的车窗飞进来。女售票员吃着苹果，看着窗外。在一个车站，三个朋友下了车。请她吃苹果的那一个向她挥了挥手告别。
……现在他们走在自己家的大街上。他们的心情就象这晴朗的天气一样舒畅。迎面走来一个戴着鲜艳围巾的姑娘。弗金看了看她，高兴地、开朗地笑了：
“您好！您那回是怎么赶上的？”
“那回？”姑娘停住脚步，也微微笑了笑，有些迟疑地反问着。
“啊，是啊。怎么赶上地铁的？”
另外两个伙伴稍微向前走了几步，回过头来看看，停下来等着弗金。他还在微笑着对姑娘说着什么显然令人愉快的话，因为姑娘答话的时候也总是微笑着。后来，他们亲切地告别了，柯里亚追上了伙伴们。
“那是谁？”谢尔盖有些羡慕地问。
“好姑娘，”斯拉夫卡接口说。
“我头一回看见！”柯里亚笑起来。
“去你的吧！……叫什么名字？”
“这我可没问……嗯，没关系，今儿晚上问问……八点三十分在海燕电影院见。”
“你可真行，”斯拉夫卡佩服地说。
他们在院子里互相告别，分手回家。
谢尔盖边走边注视着自己家的窗子。妹妹正站在一个窗子上擦玻璃。
谢尔盖向她挥挥手，她向他挥了挥抹布。
电梯在上面。谢尔盖按了一下要电梯下来的按钮，可是没等它下来，就一步两级地跑上楼去了。大概跑到三楼的样子正赶上电梯下来，电梯嗡嗡响着从他身旁降下去。
妹妹正在擦厨房的窗子。
“妈妈在哪儿？”谢尔盖走进来问。
“马上就回来。”
谢尔盖揭开煎锅的盖子，用叉子戳了一下肉饼。
“热一热再吃！”妹妹严厉地说。
“算了吧，怪麻烦的。”
“你真傻，要得胃病的。”
“我不想吃，我就这么看看。”他走进房间，又返回来，“喂，妈到是上哪儿啦？”
“我不是告诉你啦，马上就回来。妈出去买东西去了。”
谢尔盖毫无目的地在房间里踱了一圈。干点什么呢？没事可干。
“库兹米奇！”谢尔盖高声叫着。“尼古拉·库兹来奇！”
“嗳！”从套房的深处有一个小男孩的声音回答着。
“你干什么哪？”
在门口出现了一个八岁的邻居小孩，他默默地耸耸肩膀，意思是说：“什么也没干，我正闷得慌哪。”
“功课呢？”
“早就做完了，”小男孩叹了一口气。
看起来他们俩人都是无事可做。
“我说！”谢尔盖突然高兴地想出了个主意。“咱们上澡塘子去吧？啊！洗个蒸汽浴！”
“好！”库兹米奇高兴地答应了。
“那就赶快去拿东西，准备出发，快！一，二……就象吹了集合号那样！”
库兹米奇一下子钻回自己家的房间去了。
“薇尔卡！”谢尔盖喊道。“你的小手提箱在哪儿？”
“别动！我就要练功去了。”
“‘练功去’……”谢尔盖讥讽地模仿着妹妹的话。“想当奥林匹克冠军哪？”
“那又怎么，”薇尔卡出现在厨房门口，用抹布擦着手说。“我们可不象有些人。看，肚子都大起来啦。”她戳了一下他的肋骨。
“我现在运动量已经够了！”他笑着抓住她的手，拧在背后。
“小心点，疯子们！”这是母亲进来了。她把一网兜土豆放在凳子上，然后走进房间。
“这是什么？”当她看见柜子上整整齐齐放着一叠钞票的时候，她轻声地、好象吓了一跳似地问。“哪儿来的这么些钱？”
“工资，”谢尔盖做出漫不经心的样子说。“发工资了。”
“这么快？”
“跟别人一样。”
“你上哪儿去？”
“想去冼个蒸汽浴。”
薇尔卡一边走着一边解下围裙，很快地走进房间里来。她在桌子劳边停了一下，看了看那些钱。
“谢廖什卡领来的？”
“把盘子拿到厨房去，”母亲说。
“领了工资，”薇尔卡一面帮着母亲收拾餐具一面说。“也不知道请咱们上哪个饭店，譬如说布拉格饭店吧，要不上哪个咖啡馆去一趟。我就哪儿也没去过。要是请的话，咱们就去。头一次领到钱，应该好好乐乐，留个纪念，可现在咱们只好拿它去买土豆。对吗，妈妈？”
“对。你还得买双鞋过冬，谢廖沙没有出门的衣服。”
“嗯，好吧，买鞋，也可以，”薇尔卡同意地说。
谢尔盖从母亲手里接过盘子，跟妹妹走进走廊。
“你是个傻瓜，”薇尔卡立刻换了一副严厉的口气对他说。
“怎么啦？”
“你没给妈买一点东西。”
“哎呀！……”谢尔盖懊丧地挥挥手。“好吧，下一回吧。”
“下一回就不算了，”薇尔卡说。“哪儿还有下一回。这就好比三八节一样。”突然她又当真地说了一句：“给我一卢布。”
“从桌上去拿，”谢尔盖说。他抱起等了半天的库兹米奇，向房间里喊了一声：“妈，我走啦！”
当薇尔卡走进房间的时候，母亲仍然默默地坐在桌旁。
“你怎么啦，妈，”薇尔卡高兴地说。“谢廖什卡领了钱，这又不是什么不好的事儿。我认为，这是高兴的事儿。”她说着从那叠钞票里拿了一卢布。
洗过澡以后喝点冷啤酒是很舒服的。
谢尔盖拿着啤酒杯慢条斯理地喝着。库兹米奇也慢条斯理地拿着玻璃杯喝汽水。
“修一修……修一脚……修一脚一工……”库兹米奇费劲地念着澡塘门上贴着的一张启事。“修脚工……休一假……谢廖什卡！”他好奇地问。“修脚工是干吗的？”
“修脚工？”谢尔盖打断自己的思路，重复了一句。“修脚工……这……就好比理发师一样，是修脚上的茧子的。”
“噢，”库兹米奇点点头说。“他怎么休假了呢？”
“什么怎么？”谢尔盖莫名其妙地说。“噢……每一个工作人员按规定都是有休假的不是吗！所以他就休假去了呗。你瞧你，‘修脚工’！”谢尔盖笑着，轻轻地把库兹米奇推向开过来的公共汽车。“快上车吧，要不就误了。”
在公共汽车里轻轻摇晃着身体，令人很愉快，微风从敞开的车窗吹进来，使人感觉一阵清爽。
库兹米奇找到个座位坐下，马上把身子探出窗外，挨个念着商店的招牌。
谢尔盖握着把手站在那里向四周张望。汽车里有各种各样的人。就象常有的情况一样，你会不由自主地开始观察他们。旁边，有个姑娘坐在那里从书本上抬起眼晴看了一下——书放在她的膝盖上。挺不错的姑娘，脸长得挺漂亮，眼睛也不错，可这样的姑娘在大街上到处都能遇见。到处都有……
可是忽然，他觉得非常希望她再从书本上抬起脸来，再能看到她的脸，而不是象现在这样只能看到头发——耷拉在前额上的一绺淡褐色的头发，下面只能看见一个鼻子尖。他看着，等着。他甚至觉得这好象是很开心的事，如果总这样目不转睛地一直看着她，她会不会再抬一下头呢？
他们就这样在公共汽车里：她坐着，把头埋得低低地在看书；他站在那里，扶着椅背看着她。
她既没有察觉到他的目光，也没有察觉到他这个人，而是全神贯注地在读书。他呢，却一直这样注视着她。
不知是谁的肩膀、后脑勺、脸、网兜、球、盒子不断地进入他的视野。一个时髦的中年女人的洋洋自得的胖圆脸进了他的视野，并且好长时间令人讨厌地挡在那里。
姑娘读着书。谢尔盖看着她。
有好几次，别人的零钱和车票经过他们的手传递着。可她连看都不看就那样传过去。只有一次，她漫不经心地抬头看了他一眼，或者，其实也许是看了他身后一眼。
公共汽车摇晃着，库兹米奇不停地说着话，他的话音时而传到谢尔盖耳朵里，时而淹没在一片轰隆声和谈话声中。莫斯科在车窗外向后闪去。
姑娘抬起头，若有所思地看看窗外，然后合上书，站起来。
“下一站您不下吧？”她问。也许谢尔盖只是猜想到他这样问，因为他根本没听清她的话——可是他的心突然猛烈地跳起来。
他摇摇头——意思是说：不，不下。她又说了句什么，显然是：“那么请让一让……”，然后就向车门口挤过去，在众多的乘客背后消失了。一会儿他正在紧靠门口的地方又看见了她一下。这时汽车停住了，车门轻轻弹开，她下了车，别人立刻遮住了她。
谢尔盖转过脸来。就在这时候，在他心里有一个他自己的声音大声地、清楚地说：
“她可是马上就走掉了，从此再没事啦。”
于是谢尔盖突然向着她那边冲去，可是面前挤满了许多人的脊背，他又向后面猛力挤过去，冲开了刚上车的乘客们，挤到汽车的后门……
库兹米奇听见人们吵嚷，转过身去看时，谢尔盖正用胳膊撑开已经要关上的门，从开动的汽车上跳了下去。
库兹米奇一点也没明白是怎么回事，惊慌失措地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但是公共汽车已经加快了速度，东张西望的谢尔盖的身影一转弯就不见了。
大街上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哪儿都没有那个姑娘。她走掉了，她消失在拥挤的人群里了。
“现在怎么办？唉，笨蛋！……”
那不是她！……喝汽水哪！
她在街上走着。
在小摊上买了一筒蔬莱罐头。
在报亭旁边翻了翻时装杂志。
她的嘴唇在公用电话亭的玻璃窗后面无声地说了一顿什么。
她继续向前走去。
谢尔盖在拥挤的莫斯科街道上不远不近地尾随着她。
有几次，姑娘猛然一惊，向四周环顾一下，好象察觉到有什么人跟随着她。有一次，她甚至发觉了他，一瞬间在她脸上掠过一丝这样的神情：这个小伙子她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可是立刻又忘掉了，继续向前走了。
可他又出现了，这一次是在地铁车厢的黑暗的玻璃上映出的影子。但是马上又不见了——列车轰隆轰隆地驶入明亮的站台。过了一会儿，他又出现在旁边，在并排的自动电梯上。现在已经清楚了：这小伙子是在追着她。
他们就这样来到她的家。
黄昏的街道上已经亮起了灯光。
她走到楼门口转过身来。他站在街对面笑着，没有走过来。
她走进楼门。他看见室外电梯慢慢地向上升起。
后来，她的侧影出现在有灯光的窗子里。
他在下面站着，仰起头向她挥手。
在她背后的房间里电灯熄灭了。有一个男人的声音把她叫走。她走开了。接着从房间里传出来电视节目开始的乐曲。许多窗子里的灯光一个接一个地熄灭，电视机的声音越来越多。
谢尔盖的视线沿着窗子慢慢地移动，最后停留在装着无数天线的楼顶上。
秋天将尽。无人的街心花园里干枯的落叶被秋风吹卷着沙沙作响。街心花园里的树木变得发黑了。露天咖啡馆的帆布篷被风拍打着，发出啪啪的响声。咖啡馆里的灯光依然亮着，可是桌子已整整齐齐堆起来——咖啡馆停止营业了。在这刮着冷风的日子里，咖啡馆的灯光成了唯一一点发射出温暖的地方。
他们三个人在空寂的街道上走着。弗金手里拿着一根刚买来的崭新的冰球棍，他一边走一边用它打着一个火柴盒。
他们默默地走着，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
“……参军以前，可以算是什么也没干，”谢尔盖想。“以后是入伍、服兵役。每天‘起床！’这时一切也很清楚。我当时想，等我回家以后，一切就会从头开始。可什么是一切？我不知道什么发生了变化，但是我好象根本哪儿也没去过似的。我羡慕我的伙伴，他们的一切都已经明确下来。斯拉夫卡成了家。柯尔卡……这小子总是顺利的……”
“‘每到秋天，我就又变得精神振奋，’”柯尔卡一面瑟缩着把头缩在外套的领子里，一面想：“‘俄罗斯的寒冷有益于我的身心……’（注1）能给谁打电话呢？瓦丽娅·叶果洛娃今天上夜班。给斯薇特卡打已经来不及了。真有意思，不知一个人究竟能记住多少电话号码？”他看了一下谢尔盖的专注、严肃的脸。“谢廖什卡怎么啦？是恋爱了吧？有些人就是很走运。可我简直记不得，我最后一次这样恋爱是在什么时候了。”
“……度过了多少时光，而我好象老是在打量。你瞧，这是怎么搞的！”谢尔盖悄悄地笑了。“真会找时间和地方，黄昏时刻的自我分析。”
“这天气可真美！”谢尔盖出声地说。“简直是专为咱们安排的。”
“现在在河边浴场可太美了，”弗金缩了缩肩说。
“反正都一样，”斯拉夫卡郁闷地嘟哝了一句。
三个伙伴又缄口无言地上着。他们从清水塘旁边走过。
“‘小溪还潺潺地向磨坊轮下流淌，而池塘已经凝结，’”弗金默诵着。“‘我的邻人急急向前……’我这个邻人怎么有点愁眉苦脸的样子？”他瞟了斯拉夫卡一眼，窃笑了一下。“家务操心哪……只有傻瓜才在二十岁的时候就结婚，以后就是这样一副面孔。”
“……如果‘鱼雷队’输给'火车头’，”这时斯拉夫卡却在想着，“而‘基辅队’在罗斯托夫打了平局，“梯比里斯队’输给‘翅膀队’，那么‘狄纳莫队’还能有门儿。可是‘斯巴达克队’是一点指望也没有了。原来这可是个强队呢！……”
“遗憾！”斯拉夫卡在大家默不作声的时候忽然说道。
“什么遗憾？”谢尔盖不明白他说什么，反问了一句。
三人又默默走了几步。
“这球算是踢到头了！”斯拉夫卡又说。
弗金摇摇头，心想：“这家伙说起胡话来啦。”然后，他出声问道：
“喂，咱们怎么着？”
“不知道，”谢尔盖说。
“上我们家去吧？”斯拉夫卡不太有把握地说。
“看电视吗？”弗金讥讽地笑了笑说。“真行，人家买电视了。”
“我们没有电视，”斯拉夫卡耸了耸肩膀。“你要干吗？”
“你买一架吧，”弗金心平气和地说。“人家都买了。”
“要不晚上干什么呢？”斯拉夫卡问。“在大街上闲逛吗？”
“是啊，”弗金意味深长地拉长声调说。“大街不是给有老婆的人预备的。你们这些人需要的是守在电视机旁边。可是要让我每天晚上在家呆着，那除非是法院判决我那样！”
“算了吧，”斯拉夫卡说。“我回家啦，要不你还得哭一场呢。”
“祝你健康，”弗金说。“享福去吧。”
斯拉夫卡挥挥手，拐进了小巷。
谢尔盖和弗金两人走着。
“看见了？”弗金说。“小日子过起来啦！”
“你尽说刺人的话，”谢尔盖沉默了一会儿说。
“这倒是有点，”弗金一本正经地说。“也许是天气的过。”
“也许是。”
“喂，咱们干什么呢？”他们俩在广告牌旁边停下来。“我说，咱们上夜大学吧？！现在就去报名。”
弗金继续说着什么，但是谢尔盖完全没听见他说什么
“……已经过去多长时间了？”谢尔盖想。“差不多两个月了。我连什么办法也没试过一下。可我能干什么呢？比如，假定说，我打听出了她的电话号码。可我跟她说什么呢？‘是我，您好，我就是那个，您还记得，那一回？……’这总有点不象话……她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她叫什么。比如，假定我打听到了她的名字，可我又对她说什么呢？这简直是异想天开，自寻烦恼……这样的姑娘不是有的是吗？”
“柯里亚！”传来了一个少女的响亮的声音。“你好，柯里亚！”
在大街的另一面，路灯光下，有一个小伙子和两个姑娘，都是在那个院子里跳舞时我们看见过的，他们站在那里向弗金和谢尔盖招手。
弗金走到人行道边上，隔着街道，就像隔着一条河似的高声说：
“晚上好！”
“过这边来！”姑娘们喊着。
“过不去！”弗金说。“这儿没有人行横道。”
两个姑娘哈哈大笑着飞快地跑过来。
“我们叫了你们半天了，你们就好象聋了似的，”一个姑娘用批评的眼光上下打量着弗金说。“简直都不认识我们了，连曲棍都买上了。”
“哎，咱们干什么玩呢？”另一个姑娘问。
“我给你们做报告吧，”弗金说，“讲题是宇宙的构造。”弗金站住，把手插在口袋里，仰起了头。“做报告还附带着讲解星空。”
“不可笑，”那个小伙子说。
“可是严肃吗？”一个姑娘娇媚地问。
“严肃？得找点火柴。要不就没法点烟了。喂，明友，”弗金隔着他们经过的小花园的栅栏唤了一声。“借个火！”
这话是对两个坐在儿童秋千船上的小伙子说的。他们坐在那儿一面拼命地吸烟，一面在热烈地谈着什么。其中一个青年身旁放着一个不大的手提箱。
“你给她打过电话了？”
“打了。”
“她怎么说？”
“她把电话挂了，”那个带手提箱的青年回答说。“她挂的倒容易。我可是象个傻瓜似的到处跑着去找硬币，排了半天队才打的电话，可她啪地一下就挂断了。”
“喂！”弗金提高声音叫着。“有火柴吗？”
“接住！”其中的一个青年隔着栅栏扔出一盒火柴，然后又继续他们的谈话。
“你打了几次电话？”
“不记得了。反正我在卡卢加大街走了一道，一个电话亨也没放过。”
“照这样打电话就快破产了！”
“谢谢！”弗金喊道。“接着火柴，朋友。”
“留着你用吧，我们还有。”
“谢谢！”弗金又说了一声，然后转向谢尔盖和姑娘们：“走吧！咱们的晚会还没结束呢。”
他们继续向前走去。
在那秋千荡船上，两个青年继续谈着。
“你说，怎么办呢？”
“找她去。”
一个青年站起来。
“你有硬币吗？”
“给。”
站起来的那个青年在手掌上数了数硬币说：
“三个是你的，两个是我的。咳，去她的吧！”
他举起手来，用力把硬币向小花园的暗处扔去。几个硬币在空水池的水泥底上滚动着，发出当啷当啷的响声。
谢尔盖一觉醒来。房间里一片昏暗。通过窗帘射进一道细细的光线。大概已经天亮了。谢尔盖在椅子上摸索了一顿，摸到了火柴，站起来。
他走到窗前，拉开窗帘，立即眯起了眼睛。
明亮的白光刺得他睁不开眼晴。
窗外的一切：屋顶、树木、庭院、电线，全都蒙上了一层银装。夜里降落的雪——洁白的初雪覆盖了地上的一切。
谢尔盖缩了缩身子。寒气透过紧闭的窗子钻进温暖而窒闷的房间。谢尔盖感到一阵寒冷。他觉得好象他正赤脚站在外面的雪地上似的。
在他背后，床簧响了一下，一个睡意朦胧的，懒洋洋的声音问：
“你就走吗？”
“嗯。”
“等一等，喝点某再走。我马上就起来……”
“不用啦，我要迟到啦。”
“哟！……这么冷的天……你给我打电话吗？”沉默了一会儿以后又说：“你大概看不起我了吧？”
“你干吗说这个……”
“我今天不上班，整天在家。你给我打电话来，啊？晚上咱们上个什么地方玩玩？要不去看电影。”
“不知道，我该走啦……”
“等一等！”很快地、惊慌地，压低声音地：“好象厨房里有人……现在可以走了。可是要轻点，你听见没有？……留点神……”
谢尔盖快步走过别人家的走廊，飞快地跑下楼梯，推开沉重的楼门，走到院子里。
白光又耀得谢尔盖眯起眼睛。地上匀净地铺着白雪，今天早晨还没有人在那上面走过。
谢尔盖不暇旁顾地飞快穿过院子。院子里空无一人，只是在一个楼门口的旁边，有一个穿着绒线衣的男人在打扫他的胜利牌小汽车上的雪。他留意地看了看这个陌生的小伙子。
谢尔盖扭过脸去。他加快脚步，几乎是跑着走出了院子。
新的一天开始了，街上逐渐充满电车的叮当声、除雪机的轰隆声和一群群小学生为第一次下雪而欢呼雀跃的吵嚷声。
雪慢慢地、密密地下着。
谢尔盖仰起脸来。
雪大片大片地飞落着，它从高高的地方开始向下回旋飘落，每一个雪花飞到眼前时，突然变大，每一片都有各自不同的形状。
“喂？”一个小男孩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
“是库兹米奇吗？我是谢尔盖。我妈在吗？”
“在。”
“你叫她听电话。”
过了一会儿：
“喂，”是薇尔卡的声音。
“怎么，妈不在吗？”
“她就来。早晨好。”
“你好。”
薇尔卡的声音里仿佛带着讽刺，跟她说话让人很不舒服。
“喂？”母亲拿起听筒说。
“妈，是我。”
“我，我跟您说……”
“你在哪儿哪？”
“我在公用电话亭里给您打电话哪。昨夭我在一个朋友那儿玩来着，耽搁得太晚了，所以没回去。”
“你在什么地方耽搁住了倒没关系，”母亲的声音很轻，显得很疲倦。“只是下一回再这样，你还是早给家里打个电话，要不，我们一晚上都没睡好。你吃饭了吗？”
“吃了，”谢尔盖喑哑地说。“就是这事，我说完了，外边已经有人等着打电话了。”
谢尔盖光着头，冒着大雪走着。忽然他闭起了眼睛，呆了一会儿。雪花飘落在他的睫毛上、面颊上、嘴唇上。
现在已经不是轻软的雪片缓缓飘落，而是刺骨的白毛旋风在莫斯科的屋顶上空团团滚动。
暴风雪。
电焊工仍然在刺骨的狂风中工作。狂风卷走一簇簇的火花，把它们同飞雪搅在一起，向下面的大街上撒去。
狂风直穿过一条新建的笔直的大街。楼房是空空的，还没有住人。电工们正在很高的自动升降台上给沿着大街延伸开去的路灯安装乳白色的球形灯罩。
忽然，狂风的呼啸声淹没在巨大的轰隆声里，飞雪与灰尘、碎砖块混在一起。一所旧房子给推倒了。斯拉夫卡坐在他的机器的驾驶室里扳动着操纵杆。他把沉重的圆锤打进墙壁，然后强烈地摇撼着，抬起锤，又猛烈地打下去。
而这时在斯拉夫卡的耳朵里，总是响着不久前和妻子吵架的余音：
“……我不明白你到底有什么不满意的？不管怎么说，是我在工作。”
“大家都在工作。不是你一个人。”
“我又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全家工作。‘不是你一个人”，哼！”
“这么说，我们每天都得跟你说谢谢？”
“那干吗……不需要每天说谢谢……这你很清楚……”
“可是……你干吗这么大吵大闹？也许，我们根本就不顺你的意了？”
“你们挺顺我的意。不要老提这个话。你也知道，我是爱你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一家之主吧？对我应当有个什么样的态度吧？对我，不管怎么说，也得有点尊重吧？”
“可我也不轻闲，弄孩子，你以为这就那么简单吗？我连看一眼复习提纲的时间都没有。再说，家务事你一点都不管。”
“怎么，又从头开始，还是这一套？”
“干吗又从头？”
“怎么……跑商店买东西是谁给你去来？沃伏卡是谁带着玩来？……每逢星期天……”
斯拉夫卡仿佛为了加重自己的论据的力量，就象点上一个句号似的，把圆锤重重地打在已经半倒塌了的墙壁上。
暴风雪。
街上的行人把头缩进领子里，转过身去背对着风跑着。
只有那些裸体的运动员塑像对这恶劣的天气毫无反应，还有，就是那些卖冰激凌的老大娘英雄气概十足地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鞋底绑上一根磨快的铁条，在冻得象镜面似的小河上滑行，这有多么快乐。还有那冬天节日的嘹亮号角？……’瞧，新年来到了。弗金同志，这是你生命中的又一年！让我们总结一下一年的收获……让我们祝贺我们实验室的优秀工作者、操纵技师弗金同志，并奖给他费重的礼品……谢谢，谢谢，亲爱的同志们。今后我要更加努力工作，谢谢……”
冬日的黄昏，明亮的路灯掩映在挂满白雪的树枝后面。电车正从街心花园的角上拐过去。
女售票员撕下一张票，看了一下弗金，忽然微微一笑：
“您好。”
“您好，”弗金说。“怎么，您对所有的乘客都问好吗？”
“您忘了，”女售票员说。“您那次给我个苹果。”
“啊，噢，”弗金想起来了。“您好。”他抱歉地摊了一下双手。“存的苹果已经都完了。这回得等到下次摘苹果的时候了。”
女售票员笑了。
“没关系，咱们等着好了。您新年好！”
“新年好！啊，祝您新年什么呢？”
“不知道，”女售票员说。“那祝您什么呢？”
“祝我身阵健康，当然还有，工作和生活顺利。”
“祝您一切顺利……下一站体育场！”
挤满了球迷的看台上爆发出巨大的吼叫声。运动员在激战中撞倒了。球门前的紧张场面。曲棍。脚。冰球。激动的观众。哨子。跌倒。突破。守门员。信号灯闪亮。接着是整个体育场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叫，就象火山爆发一样。
“你这回生病，可倒睡足了吧？我睡一个星期也睡不够。”
弗金背向电视机坐着，轻轻地弹着钢琴。
“你夜里少闲逛点就行了，”谢尔盖劝说道。他躺在床上，面容消瘦，满脸胡须。
“哪儿的话呀，”弗金苦笑了一下。“你知道给我加了多少工作吗？哪儿有功夫闲逛。你什么时候休假？您到远处去吗，薇拉·亚力山大洛夫娜？跟谁一块去呀？”
“这您没存必要知道，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薇尔卡在门口转过身来说。她肩上搭着一双冰鞋。
“嗯，可不是，”弗金表示同意，然后又问谢尔盖，“你什么时候休假？”
“唔，什么时候……”谢尔盖心里思量着。“我总共才工作了……夏天吧，看来是。”他伸手够着电视机，把声音拧低了一些。
“现在有人向我提议，”弗金说。“把好朋友召集起来。带上滑雪板找一个远一点的地方去玩一趟。我上回在狄纳摩运动场看见过这么一副滑雪板——波兰的、红色塑料的。穿上这样的滑雪板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真高级！”
“真见鬼！”谢尔盖笑了。“我实在羡慕你。”
“算了你的吧，你滑上一个月就什么病都好了。”
“我说的不是这个。”
“那你说的是什么？”
“就这么说说……”谢尔盖说，可心里在想着自己的事。
“噢……”弗金仍旧在钢琴上随便弹弄着。
“无论什么事在你手里就总是那么简单、轻松、好玩。”
“当然啦。我每天清晨举哑铃，在冰窟窿里冬泳，读报纸。”
“哦，有什么新闻吗？”
“在你生病的这段时间，世界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梭发那·富马亲王要来访问了。”
“是吗？”
“是。”
“你知道，”谢尔盖轻声地说，“我这段时间想了想，才明白了，我是一个完全正规的人。我每天工作，准备考大学，参加社会活动。我还是个宣传员。”
“那你是一个普通的苏维埃人。”
“行啦，普通的。普通的人们在哪儿？……就说你吧，你普通吗？”
“我是个多面的人。”
“你好，泡病号的！”斯拉夫卡走进来说。
“你好，”弗金没有转过身去，只是点了点头。
“你好，”谢尔盖不经心地说了一声。然后继续刚才的话题：“我对什么事都是照章办理：不参与，不入迷，不追求。”
“几比几？”斯拉夫卡看着电视屏幕问。
“你的相片，”弗金对谢尔盖说，“可以印在《星火》杂志的封面上。”
“印在插页上，”谢尔盖苦笑了一下。
“几比几？”斯拉夫卡又问。
“刚打开电视机，”弗金说。
“六比四，”谢尔盖说。
“彩色复制品，”弗金继续发挥着自己的想法：“《尼古拉·弗金探望病中的涅克拉索夫》。”
“我们领先吧？”斯拉夫卡问。
“你干吗来了，来看电视来了？”弗金忍耐不住了。
“我们领先，”谢尔盖心平气和地说。
斯拉夫卡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橙子，放在谢尔盖身旁的椅子上。
“柳霞叫我带给你的。”
“谢谢。”
“斯拉夫卡，”弗金活跃起来，“除此之外地没让你带点别的、更重要的吗？”
“没有，连句话也没有。”
“太让人伤心了，”弗金叹了一口气。
“我不明白，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过得毫无意义，”谢尔盖继续谈着自己的思想。“生活得很正当，很正经，可是没有意义。”
“一个犯罪者的不平静的良心，”弗金对谢尔盖略示同情地说。“你要怎么样呢？你谁也没抢，谁也没杀。快快活活地生活就是了！”
“我了解你，”谢尔盖皱起了眉头。“有这样一种哲学：想一想你不是恶棍，想一想还有比你更坏的人，凭这就可以快活地过一辈子了。”
弗金惊讶地凝视着谢尔盖。
“反正一会儿你妈就回来，她是医生，她会给你解释，你这是流行性感冒而引起的并发症。哦，顺便说一下，差一点没忘了：人家让我问你好呢，还抱怨你不给人家打电话。”
“今天我们买了沙发椅，”斯拉夫卡说。
“绐谁打电话？”谢尔盖莫名其妙地问。
“给娜达莎。人家说你干脆把人家忘了。”
“阿——，”谢尔盖拖长声调说。
“可是没有柜子，”斯拉夫卡沮丧地说。“有倒是有，就是没有她要的那样儿的。”
“你想要，我把我的送给你好吗，斯坦尼斯拉夫？”
“好吧，你送吧，”斯拉夫卡同意说。
“好。”
“你知道，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好象只是道路变换了，”谢尔盖继续说。
“什么道路？”弗金又在钢琴旁坐下来。
“就是，一个人开始上小学，然后上大学，然后工作，然后……”
“你忘了还有一条道路——进坟墓……”弗金意味深长地说。他用手指在键盘上滑动着，“‘在人们走过的小路上，如今长满了野草。’你感到忧郁吗，谢尔盖？那你就忧郁吧，忧郁吧。达就是日常的生活，傻子！日常的生活。”
“真行！”斯拉夫卡大声说。“十一比二！你这个机子有杂音。”
“你给修理修理吧，”谢尔盖说。
“好吧。星期六我来给看看。”
“斯拉夫卡，我的电熨斗烧了，闹钟不走了，自行车坏了。你都给修修吧？”弗金说。
“你拿来吧。”
“能干的苦力，”弗金敬重地说。
“俄罗斯的能工巧匠，”谢尔盖更准确地说。
“俄罗斯印刷术鼻祖伊万·费多罗夫！”
“舒洛夫和雷库宁，”斯拉夫卡笑着最后说。
这时母亲走进来。
“晚上好。”
“你好，奥尔嘉·米海依洛夫娜，”弗金和斯拉夫卡站起来说。
母亲走到帷幔后面去了。
“那个问题，到底怎么着？”弗金俯身在谢尔盖面前直盯着他问道。
“什么怎么样？”谢尔盖意外得愣住了一下。
“你说，谢廖沙，不过要诚实地说，”弗金的样子非常严肃。“已经虚度了那么多岁月，你还不觉得可惜吗？”
“好了，算了，”谢尔盖皱着眉说。
“那种关于生活的意义的大道理，我在中学的时候就已经听腻了。要生活，而不是消耗生命。”
“奥尔嘉·米海依洛夫娜，”这时斯拉夫卡问道，“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沃伏奇卡昨天一整天没吭一声，可今天一个劲儿地唉。这是什么毛病呢，奥尔嘉·米海依洛夫娜？也许是他要长牙了吧？”
“你瞧。你也应当结婚，”弗金高兴起来。“那样你就跟你这位朋友一样过上有意义的完满的生活了。”
“转过身去，”母亲对谢尔盖说。她从一个硬纸盒里拿出几个火罐。
“斯拉夫卡，咱们该走啦，”弗金严厉地说。
“就走。”斯拉夫卡好奇地观看着谢尔盖的母亲的动作。“我从来还没看见过拔火罐呢。”
“你们上哪儿去，孩子们？”母亲惊奇地叫。“马上咱们就吃晚饭。”
“不啦，我还没回家呢，”弗金说。
“也好，有空来玩吧，”母亲微笑着说。
“每天准来，”弗金答应说。
他们走了。
谢尔盖趴着，母亲给他拔火罐。
“真心烦，”谢尔盖说。
“什么事叫你心烦？”母亲没明白他说什么。
谢尔盖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
“冬天让人心烦透了……”
时间已经很晚，房间里的灯光早已熄灭了，这时门轻轻地开了，薇尔卡走进房间，踮着脚从谢尔盖身边走过。
“不用费劲了，我没睡。”
“哟！”薇尔卡小声惊叫了一下。
谢尔盖睁着眼睛躺着。
薇尔卡把食指按在嘴唇上，走进帷幔后面去。房间里又安静下来。只有不知从哪儿传来一种低低的单调的声音。
“薇拉，”谢尔盖说，“你去把厨房的水龙头拧紧一点。”
“好吧，”薇尔卡压低声音说着，披上罩衫走出去了。
薇尔卡出去了好半天，但是滴水的声音还是没停止。谢尔盖起身来到厨房。水龙头并没有滴水。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嗒……嗒……嗒……这是从哪儿来的呢？
滴水的声音更大、更紧了。
谢尔盖把视线转到窗外。原来在那儿！
在走廊里，薇尔卡正在压低声音打电话。
“维加，你听得见我说话吗？……嗯，对。怎么听不清你说什么……噢不，什么事也没有，真是个傻瓜。你听，滴水滴得多响！你把通气窗打开听……是啊，你听滴得多响！……”
她轻轻地、快乐地笑起来。
谢尔盖打开通气窗，点燃一支烟。寂静中充满了响亮的滴水声。街上传来一根冰溜落在人行道上摔碎的声音。
到处是一片滴水声，明媚的阳光下到处都在消融、闪光。三个小学生敞开着小大衣在街上走着，不时跳过水洼，拿着棍子使劲敲打着排水管。
排水管轰隆轰隆地响着，冬天残留的冰块不时从管子里跌落在人行道上。
这是一个清冽的早晨，天空湛蓝，阳光明媚。
人们穿出最漂亮的衣服，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老年人穿着深色的老式双排扣上衣，表情庄重，须发斑白，胸前佩戴着勋表和勋章。人们全家在一起走着，孩子们骑在大人的肩上。也有的一对对地或三三两两地挽臂而行。有年老的妇女——母亲和寡妇。到处是一群群的年轻人。年轻人比什么人都多，吵吵嚷嚷，随随便便，穿着各式各样的衬衫、穿着莫斯科制的和进口的上衣，系着领带，有的还戴着领结。有的人带着吉他，唱着《鸳莺成双成对》或是《再见吧，罗马人》。人们是去参加游行，庆祝每年一度的劳动节。
人们集合成大队，带来了彩旗和标语牌放在墙边，有些人围成圈子在手风琴伴奏下跳起舞来，乐队正在试着他们的铜管、铜号。流动售货汽车前生意兴隆。
忽然传来一声口令：
“前进！”
乐队立即奏起了《同志们，勇改地前进》。跳舞停止了，人群的头顶上高高举起了红旗、领袖像，还有用小彩旗装饰着的地球模型，一个一个字母组成“我们要和平！”的标语，还有色彩鲜艳的透空标语牌、无数的花朵和气球。
队伍向前移动着。
乐队奏着乐，最前面是高举着大旗的人。在后面的行列里，呈现出一派并不那么隆重，却非常欢乐的气氛。
谢尔盖同母亲和薇尔卡并肩走着。
盛装的柯里亚·弗金手里拿着一朵大红花，从人行道上挤到队伍中来。
“原来你们在这儿！我跟你们一块走吧！您过节好，奥尔嘉·米海依洛夫娜！”他说着把花送给了谢尔盖的母亲。
斯拉夫卡一家人一起走着，他把孩子扛在肩上。后来小孩又挪到谢尔盖肩上，后来又挪到弗金肩上，又挪到一个小伙子肩上，就这样他让人们轮流扛着在队伍的上面参加了整个游行。
两旁敞开着的窗子里，人们高兴地向游行队伍挥手。
游行的队伍越来越大。从上面看下去，它就象一条宽阔的、五彩缤纷的河流，不断地汇集着新涌来的队伍。
队伍看起来好象不停地向前移动。实际上人们走走停停，每当人们停下来的时候，马上有人跳起舞来，售货车前立刻排起了大队，而有的时候走着走着又快跑几步，这时行列就跑乱了，臂上戴着袖箍的领队们就赶快把队列整理好，竭力让他们自己单位的队伍在通过扎着红绸子的区观礼台前时走得象样些。
有一次这样跑起来的时候，谢尔盖在旁边一支队伍里看见了一个姑娘，他觉得她是那么面熟，但是还没来得及仔细看清，那支队伍凌乱地叫前跑了过去。等到谢尔盖的这一队人跑起来的时候，那个姑娘和她的伙伴们已经以正常的步伐走着了。
终于，两支队伍并排走在了一起。
那个姑娘穿一件蓝色夹克上衣，走在队伍的深处，周围是一些小伙子。谢尔盖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他可能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看见过这个姑娘呢？
忽然有一个高个儿小伙子挽起了姑娘的手，他们走得离谢尔盖很近了。现在他们几乎是并肩走着，他的胳膊可以碰到他了。
“姑娘，”谢尔盖说。
她回过头来，谢尔盖认出了她。
“你好！”谢尔盖高兴地说。“过节好！”
“谢谢，”姑娘惊奇地回答。
“你近来好吗？”谢尔盖随便想出一句话来说。
“谢谢，”姑娘一面说，一面仔细打量着谢尔盖的脸，“您认错人了吧……”她突然笑了一下，显然，她想起了他。
“你瞧……！”谢尔盖高兴地笑起来。“当然是你！”谢尔盖默默地一个劲儿看着她，仍旧搭讪地笑着，然后他又问：“那……你近来好吗？”
“谢谢，很好……”
“可……你叫什么？”
“阿妮娅！”队伍里有人叫了一声。
“对不起，”姑娘微笑了笑说，然后挥挥手跑去追赶自己的伙伴去了。
谢尔盖撒腿追去，无意中碰着了弗金。
“你在哪儿来着？”
“柯里卡！”谢尔盖说着用手掌在脖子上比划了一下。“快帮帮忙！”
谢尔盖从人群中挤过去，在他后面紧紧跟着柯里卡·弗金、斯拉夫卡和另外两个小伙子——他们抬着一个扎在木架上的地球模型。
谢尔盖看见了阿妮娅和一个小伙子在一起走着。
“阿妮娅！”谢尔盖叫道。
阿妮娅转过身来。
就在这一瞬间，弗金把自己抬的一头杠子交给了跟阿妮娅一块走的那个小伙子。
“喂，朋友，你给抬一会儿。”
小伙子愣愣地接过杠子，这时后面的斯拉夫卡和两个小伙子使劲推着向前快走。
“快点，快点，往前走！别掉队！”
小伙子在人群中消失了。
只看得见地球模型在前面摇晃着，摇晃了一会儿也消失在无数的旗帜、标语牌和领袖像中间了。
柯里卡·弗金向谢尔盖敬了个礼，转眼就不见了。
阿妮娅立刻明白了他们的这一套花招，大笑了一阵。游行队伍的洪流簇拥着他们向前走去。
“你看……”阿妮娅向四周环顾着。“我掉队了。人家该说我从队伍里溜了。可这是我最喜欢的节日。”
“我也最喜欢，”谢尔盖说。
“还是得找着他们，”阿妮娅说。
“没关系，他们丢不了。”
“我还是得去找他们。”
“不用，”谢尔盖说着紧紧抓住了她的手。
阿妮娅吃惊地看着他。
“不用，”谢尔盖坚决地重复说。
“我可要喊啦，”阿妮娅笑了一下说。
“你只能喊啦‘乌拉’，”谢尔盖说。
阿妮娅笑起来，突然她大声地喊着：
“乌拉！”
“乌——拉——！……”人群热烈地应声高呼。
这时，弗金一个人走得早已厌烦了。
他看见一个姑烺，非常年轻，可非常严肃的样子。和她并排走着一个小伙子，样子也同样严肃。他们俩举着一块“七年计划五年完成！”的标语牌。
弗金走到那个严肃的小伙子跟前，一本正经地说：
“领队叫你去！快！”
现在是弗金和那个姑娘一块儿举着那块标语牌子。她仍旧板着严肃的面孔，目不斜视地走着。
终于她忍不住转脸看了弗金一眼。
“怎么样？”弗金滑稽地问。“七年计划五年完成？”
“对，”姑娘不好意思地微笑着说。“应当完成。”
这时，谢尔盖和阿妮娅一起走着，不时快跑几步，用纸制的小杯子喝水，边走边吃东西，高兴地笑着，被四面的人们挤得紧靠在一起并肩走着。
周围一片喧闹，歌声此起彼落，乐队的乐声互相混杂，人们说话、打招呼的叫喊声汇成一片。但是谢尔盖根本没有理会他们现在是在哪儿、和谁在一起、还要走多久。谢尔盖觉得惬意极了。
“那回你可把我吓坏了，”阿妮娅说。“简直象盯梢似的！”
“盯梢，”谢尔盖笑着重复说。
“是啊，”阿妮娅说。“一点都不好笑。哪儿有这样追姑娘家的！”
“可以，”谢尔盖说。“要追。”
“见谁都追？”
“不，不是见谁都追。”
“哟！”她说。她无意中放开了手中的气球，气球飞向天空。
于是谢尔盖也把自己手里的气球放开。
整个天空升起一片气球，有一些特大的气球，在阳光照罐下闪闪发光，也有普通的气球，红色的，蓝色的，天蓝色的。
气球在游行队伍上空飞翔，飞过克里姆林官的钟楼，飞过瓦西里·布拉仁内教堂金碧辉煌的圆顶，下面则是一片莫斯科欢度五一节的乐声和歌声。
游行队伍走出红场，分路向大桥和滨河大街散去。
谢尔盖和阿妮娅站在河岸旁边，人们从他们身旁走过。谢尔盖长时间地向阿妮娅解释着什么。阿妮娅摇着头。他们旁边有一个小男孩往气球的线上拴了一块小石头，然后把气球向莫斯科河扔去。气球落在水面上停住，好象锚泊在那里似的，接着，流水把它冲着向前漂去。阿妮娅打断谢尔盖的话，指指气球，大概是说：漂走了！
气球向前漂动着，谢尔盖和阿妮娅并肩沿着河岸走着。
在暮色中，他们走进热闹的、挤满节日人群的街心花园。
长凳上坐着一些准假进城的士兵。
四个穿着浅色上衣的年轻人，背着照相机，拼命地打着手势，向过路行人不断重复地说着：“斯列坚卡……斯列坚卡……。”过路人耐心地告诉他们到斯列坚卡的走法。他们道谢而去。
迎面走来一群年轻人，其中一个带着手风琴的小伙子拉着《走在白雪皑皑的小路上》，当他从那几个法国人身旁走过的时候，他突然一下子拉足了气，在琴键上清晰地奏出：
我多么喜爱这傍晚的时刻在大街心花园往返留连。
法国人高兴地挥手作答。显然他们懂得了这是专门奏出向他们致意的。
当谢尔盖和阿妮娅在一座大楼前停住脚步的时候，天色已经大黑了。
阿妮娅抬头向上面灯火辉煌的窗子看了看。从那里传来音乐声和说话声。
“家里真是等着你哪吗？”谢尔盖问。
“真的，”阿妮娅说。“肯定是早就等我回去了。”
“依我看，那儿没有你也完全一样，”谢尔盖说。“你肯定不是那儿的主角。”
“为什么不是？”阿妮娅笑了一下。
“主角是带吉他的，”谢尔盖说。“地已经到了。你听！”
阿妮娅笑起来。她仔细看了看谢尔盖：他的表情是快乐而坚定的。
“难道你真忍心就这样把我丢在这里，让我听凭命运的摆布吗？”
“这是有点不近人情，”阿妮娅笑了笑说。“那么好吧，你等我一下，好吗？我去去就来。绝不骗你。”
“如果你不出来，”谢尔盖坚决地说，“我就上去挨着家找。”
阿妮娅笑着跑开了。
谢尔盖一个人站在楼房旁边等待着。他仰起头，来回打量着那些亮着灯光的窗子。
“你看！”阿妮娅忽然出现在他身旁。她手里拿着一个纸包和一瓶打开的酒。“还剩下半瓶。你想吃东西吗？我拿来了火腿和面包。要不要？”
“要，”谢尔盖说。
他们沿着节日傍晚的街道走着，一边走一边吃着。突然，他们头顶上的天空亮了起来。美丽的焰火高悬在屋顶上空。同时传来一声炮响，接着又是一声。
人们纷纷从楼里跑到街上来观看节日焰火，谢尔盖和阿妮娅在人群中穿行。
后来，夜幕降临了，城市渐渐安静下来。
阿妮娅和谢尔盖在清水塘旁边走着。在池塘中间的木板平台上，一群天鹅静静地卧着，在靠近岸边的地方，在明亮的路灯照耀下，一群鸭子还在游动。街心花园里静悄悄的，只在一些长凳上坐着一对对的恋人。
突然，空中响起一阵轰隆声。天空被一个急促的闪光照得通明。
“又放焰火了？”阿妮娅问。
就在这时，平静的水面上泛起了一片水泡，原来是下起了急雨——五月的初雨。
他们沿着湿漉漉的柏油路跑起来，跳过一股股流着的雨水，跑过嗡嗡作响的排水管。
阿妮娅跑进一个楼门口，谢尔盖跟着也跑了进去。
“我到家了，”阿妮娅说。
“怎么？”谢尔盖给弄糊涂了。
“我到家了，”阿妮娅又说了一遍。“这是我们家门口。”
他们沉默无语了。
“好啦，再见吧，”阿妮娅轻轻地说。
“雨，”谢尔盖同样轻声地说。
“不下了，”阿妮娅笑了笑。
谢尔盖注意倾听着：真的，这雨下得突然，停得也那样突然。能够听到的只是稀疏的大雨滴滴落在水洼里的响亮的声音。
“好了，你走吧。”
“就走，”谢尔盖说着，却仍然没有动地方。
“好了，再见吧。”她把一只脚踏在第一蹬楼梯上。
突然谢尔盖毅然决然地把她拉到自己怀里。吻得很不自然。阿妮娅挣脱出来，一连跑上了几蹬楼梯。
“再见，”她又一次说。
谢尔盖低头看着自己脚下。
“你……生气了？”
她微笑着摇了摇头。
“好了，你走吧！”
谢尔盖没动地方。
“你怎么，打算在这儿过夜吗？”阿妮娅问。
“那怎么？”
“那，随你的便吧……”她轻声笑着向楼上走去，然后她停在楼梯转弯的平台上。“你想给我打电话吗？”
谢尔盖默默地点了点头。
“记下电话号码！”她转上了另一段楼梯继续往上走着。
“我记下来，”他说着，但两只手仍旧在口袋里。
“Б——5！”她又走上了几蹬楼梯。
“Б——5……”
“34！”她继续向上走着。
“34……”
“21！”她已经走到了楼上。“记下来了吗？”已经看不见她了。“走吧！”
“走了！”他仰着头，向着空洞洞的楼梯井说，可是依旧停在原地不动。
他听见门锁咔嚓响了一声，门砰地一声关上了。楼上传来低沉的回声。这时他才走出了楼门。
他在湿漉漉的柏油路上走着，大步地踏在水洼上，溅起无数晶莹的水珠。他一边走一边重复说着：
“Б5——34——21！……Б5——34——21！……”
院子里空无一人，窗玻璃发出昏暗的反光，楼门口的旗子因为被雨水淋湿而沉甸甸地低垂着。冷气袭人，正如五月的初雨过后常有的那样。
在空荡荡的院子中间，有一个穿着浅色球衣的小伙子正在单杠上转大回旋。他转得不太灵巧，但是很顽强地努力练习着。
谢尔盖走近了一些，惊讶地站住了。在单扛上旋转的原来是斯拉夫卡。
“你好，”谢尔盖说。“你怎么起这么早？”
“玩玩暖一暧身子，”斯拉夫卡说着跳下单杠。
“失眠了吗？”
“不要紧，”斯拉夫卡含糊地说。
他显然不想谈话。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想吃东西，”谢尔盖说着坐在长凳上。
“噢。”
“把柯里卡叫出来。”
谢尔盖仰起头向上望着。在五层楼的阳台上，弗金在那里睡着。他伸开手脚舒服地躺在折叠床上。一双长腿露在被子外面。
“柯里亚！”谢尔盖压低声音喊叫。“柯里亚！”
柯里卡一动也没动。于是谢尔盖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柯里卡哆嗦了一下，欠起身，把鼻子从阳台栏杆中间伸出来。
“喂！干什么？”他睡意朦胧地，不满意地问。
“到这儿来。”
“哦！您们要干吗？”
“拿点吃的来。”
“你们已经饿了？”弗金一边伸懒腰，一边打着呵欠说，然后终于站起身来。
弗金穿着背心，外面披着一件雨衣，赤脚趿拉着一双便鞋，腋下夹着一个小锅，从楼门口里走出来，一边走一边拼命地打着呵欠。
“我这是做梦哪，还是真的？”他问着把小锅放在埋在地里的小桌子上。“通心粉，带肉的。”
三个朋友在长凳上坐下来，柯里卡从兜里掏出三把叉子。他想了一下，又从另一个兜里掏出两根酸黄瓜。
“黑天半夜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呼吸新鲜空气，”谢尔盖说。
“完了！”斯拉夫卡坚决地说。
柯里卡给弄得摸不着头脑。他把叉子插在通心粉上，又打了个呵欠。
“斯拉夫卡！”他向小锅摆摆头说。“正合适。”把叉子递给斯拉夫卡。
斯拉夫卡接过叉子，在锅里搅了两下。
“哼，我怎么啦，判了徒刑是怎么的？”斯拉夫卡突然爆发起来，用力把叉子扔在锅里。“怎么都不合她的意！动不动就说，你怎么老不着家！老是和你那些……好朋友在一起！家里什么事都是我一个人的！”
“到底出了什么事？”弗金问，他还迷迷糊糊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嘘……”谢尔盖把食指按在嘴唇上。“矛盾！”
“再没有什么矛盾啦！”斯拉夫卡坚決地说。“完了！受够了！”
三个人沉默了一阵。谢尔盖大口大口地吃着通心粉。柯里卡为了驱走睡意，用手攀着单杠把身子向上拔了几下。斯拉夫卡在小孩玩的沙坑边上坐下。
“没关系，现在让她自己试试吧。”
薇尔卡和维克多假装没看见他们三个人，走了过去，在楼门口站住告别。
“女人，”弗金说。“男人和女人——这就是基本的哲学问题。最主要的是，伙计，不能屈服。”
“对！”斯拉夫卡同意说。“物质上，当然我供给她生活。除此之外，完啦！”
“你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伙计们，”弗金说。“你们的生活当中有爱情、有争吵……简直是莎士比亚的戏剧！可我呢，阳台上一张折叠床……”
“我远远地走着，”斯拉夫卡说。
“上哪儿？”弗金严厉地看了他一眼。
“马加丹，到时候她会想起我的！”
“真会找时候，”弗金摇摇头说。“趁着节日。”
“完了！”斯拉夫卡气呼呼地、坚决地说。“节日过去了。”
谢尔盖吃完了通心粉，把叉子放在空锅里，然后说：
“严峻的生活开始了。”
花园环行路上，大型平板载重车呼啸着来往奔驰。川流不息的小汽车超过平稳的无轨电车，风驰电掣地驶过，在清晨的太阳照耀下发出刺眼的反光。步行的人们匆匆忙忙地赶路。
到处楼房前挂着的标语、领袖像、画着鲜花和微笑的人群的装饰牌纷纷被取了下来。在一些地方，人们正在摘下旗子和彩灯，工人们正在拆卸木头搭的临时舞台。节日过去了。
午餐休息时间，食堂里象往常一样，人们熙熙攘攘，吵吵闹闹。
“不，不，你这样做是愚蠢的，柯里亚。你不爱惜自己的时间，”一个身材高高的老年工程师对弗金说。他们手里拿着托盘，在柜台旁边排着队慢慢向前移动。
“来点什么好消化的呢？……”弗金打量着柜台上的菜肴，出声地想着。
“你来盘沙拉子吧，”工程师建议说。这位工程师叫符拉吉来尔·瓦西里耶维奇。
“不，刚过完节吃沙拉子有点……”
“你老是看那些肤浅的科普读物，”符拉吉来尔·瓦西里耶维奇接着刚才的话题说。“老是看那些坐地铁的时候看的那种小册子、无聊小说。你应该看点真正的正经书了。”
“知道了，”弗金说着把一瓶酸牛奶放到自己托盘上。
“你怎么了，医生让你节食了吗，柯里亚？”年轻的女服务员问弗金。
“正接受治疗哪，”弗金摊了摊手。“你过节好，塔玛洛奇卡。”
“谢谢，你也过节好。”
“柯里亚，递给我一个面包，”一个身体壮实的年轻男子带着几分有礼貌、几分有架子的口气对弗金说。
“请吧。”弗金把一个放着面包的碟子递过去。
“谢谢。”
“你好，瓦丽亚，”弗金对一个黑头发的姑娘打招呼。在这段时间里，她一直在弗金前面的队里。
“你好，”姑娘没有转过身子，冷淡地说。
符拉吉米尔·瓦西里耶维奇、弗金和那个身体壮实的年轻男子——他姓契尔诺乌索夫——在一张桌子旁坐下。
“节日过得怎么样？”契尔诺乌索夫问。
“很好，”弗金说。
“我在电视里看见你了，柯里亚，”符拉吉米尔·瓦西里耶维奇说。“在游行队伍里。”
“人民应当认识认识自己的英雄嘛，”弗金不动声色地说。
“时代变了，”契尔诺索夫咬了一口面包说。“现在是在电视里看游行，就象看足球一样。说不定就把你当球员一样拍下来了？”他对弗金使了个眼色。
“不过我可是代表咱们单位，”弗金说，端起杯子喝了一口酸牛奶。
弗金在排队时跟她打过招呼的那个黑发姑娘就坐在旁边的一桌，弗金向她探过身去，低声地说：
“瓦丽亚，你何必生气。”
“我根本就没生气，你这是干吗？”她显然不愿意跟他多说。
“符拉吉米尔·瓦西里耶维奇，您今天给他们讲课吗？”这时契尔诺乌索夫一边嚼着面包一边说。
“对，讲课。”
“我想给您提个意见。”
“什么意见？”
“少说些不相干的话，少发议论。主要的是，赶快进入正题。”
“老生常谈的事情不必多解释，”弗金说。然后转向契尔诺乌索夫说：“您怎么光吃干的，彼得·叶夫根尼耶维奇？您太不爱护自己的身体了。”
“工作忙着哪，柯里亚。”
“忙着哪，忙着哪，”符拉吉米尔·瓦西里耶维奇点点头说。
弗金又向那个姑娘探过身去：
“瓦丽亚，请你谅解，当时的情况……”
“咱们已经说好了的，”瓦丽亚没有转过身子说。“我们可等你来着。”
“事情随时会有变化。再说……你们不是弄到了电唱机吗！”
“难道问题是在这儿吗？”瓦丽亚的态度很硬。
“你看，我给讲课的时候，他们坐在那里，用心地听，什么都明白，什么问题都没有，”契尔诺乌索夫继续向符拉吉米尔·瓦西里耶维奇提意见。
“噢，您是另一回事，彼得·叶夫根尼耶维奇，”弗金说。
“可是，如果还是有问题呢？嗯？”符拉吉米尔·瓦西里耶维奇挖苦地问。
“这没有什么可怕的，”契尔诺乌索夫安抚地说。“主要是，不要有那种愚蠢的问题。要不，说不定谁闲得没事，就要找碴。”
“人们喜欢平等地谈话、发问、提出问题，如果他相信你对他说的话……”符拉吉米尔·瓦西里耶维奇生气地用叉子叉着煎肉片。
“瓦丽亚，人类要花费一半的时间去做解释，”弗金又探身向邻座的姑娘说。
“够了，让人烦死了。”
“您要明白，人们已经开始发问、提出问题了，”符拉吉米尔·瓦西里耶维奇说。“就是这样，亲爱的。”
他和契尔诺乌索夫继续谈着，从食堂走到前厅。
“可您预先知道他想什么，什么时候提问题吗？不，不，您不是个战略家，符拉吉米尔·瓦西里耶维奇，不是个战略家。”
“当然不是！只不过是个上尉。就连这……也是过去的事啦。”
他们在售书亭旁边停下来。
“纳乌姆·阿布拉莫维奇，您好！”契尔诺乌索夫向站在柜台后边的白发老头打招呼。老头点头作答，没有说话。
“纳乌姆·阿布拉莫维奇，”符拉吉米尔·瓦西里耶维奇对售货员说。“您这儿有高考指南吗？”
“您这么大岁数还想上大学吗？”
“我给我女儿买……”
弗金来到符拉吉米尔·瓦西里耶维奇的身后，悄声说：
“符拉吉米尔·瓦西里耶维奇，有一个机密问题……”
“要多少？”符拉吉米尔·瓦西里耶维奇直截了当地问。
“五卢布。”
“够了吗？”
“足够了。谢谢。领工资就还……”
“我知道。”
弗金从符拉吉米尔·瓦西里耶维奇身边溜走了。他在电梯前面追上了瓦丽亚。
“到底怎么着，瓦丽亚？”
瓦丽亚站在那里等电梯。
“说定八点半啦？”
瓦丽亚迈上电梯。敞开式的电梯带着她向上升去。
“要不九点。行了吧？”
“好吧，”瓦丽亚上到弗金快要看不见她的时候终于答应了。
弗金等来了下行的电梯，走了进去。电梯里有两个姑娘，弗金一走进去，她们不好盘思地垂下眼睛。
树叶沙沙作响，远处隐隐传来电唱机的乐声。
“……还是作一个自由自在的人好，”斯拉夫卡想。“想上哪儿上哪儿，想干吗干吗。没有人向你发号施令。可我这个傻瓜，何苦受这些个罪来？……只可惜那个孩子，她教育不好。”
“副食店……面包房……柏辽兹……”谢尔盖挨着个儿地默念着街上的招牌和广告。“《我的朋友，柯里卡！》，马尔克·别尔涅斯、糖果糕点……为什么你好久没给我打电话？……怎么跟你说呢……因为快考试了……这不成理由，是不是？可为什么你好久不给我打电话？……因为……”
“离九点还早着哪，”柯里卡心里盘算着。“这会儿要能喝点啤酒可太美啦，”他说。
“咱们家里有鱼，”斯拉夫卡说。
“咱们家里什么都有，”弗金搂住斯拉夫卡说。
三个朋友在傍晚的街道上走着，在他们的头顶上，夏夜的繁星刚刚开始在夜空中闪现。
“你看，咱爸爸在那儿哪，”柳霞抱着孩子站在阳台上目送着他们三个说。“你看，那不是，边上的……”
一大摞教科书噼里啪啦地落在桌子上。
“再见吧！再见了，吉谢廖夫同志，彼雷希金同志，化学同志，历史，笔记本同志……”
薇尔卡站在椅子上穿着毕业生的白裙子，母亲在她周围转着给她理着裙褶。旁边桌子上放着一台缝纫机，白裙子显然是刚刚赶做起来的。母亲非常激动，因为女儿要去参加毕业晚会，然后晚上到大街上、红场上……
薇尔卡着急地催促着：
“好妈妈，我要迟到啦……妈妈，你看这不挺好嘛……”
“要不你跟我一块儿报考动力学院去吧？”谢尔盖从桌子上拿起一本薇尔卡的教科书说。“考试的时候你给我提提词儿。这对我倒不错。”
“不用，你还是自力更生吧。我有自己的前途，个人的理想……得啦，我的好妈妈……”
“薇尔卡！……薇尔卡！……”窗外传来许多年轻人的喊叫声。“薇尔卡！……”
“你看，人家都等不及啦……来啦！就来！”
薇尔卡走到房门口回转身来深深鞠了一躬。
“向你们致敬！衷心地祝贺！……”说着她的脚步声己经在楼梯上响起来。“爱上了公主多苦恼！爱上了公主真难熬！……”
院子里的孩子们接着一起唱起来。歌声渐渐远去，终于听不见了。
薇尔卡一走，家中的忙乱立刻停止了。
房间里静悄悄。从窗外远远传来断续的歌声，歌声在莫斯科轻轻回荡。
谢尔盖用胳膊肘倚在桌子上，入神地看着一本教科书。母亲拿着毛巾走了进来。
“睡吧。你怎么看起来没完了？已经不早了。”她走到日历前面，随手撕下一张。她的目光停在日历上。
“科学是年轻人的精神食粮。，”谢尔盖把眼睛从书上抬起来，看了看母亲。她仍然站在日历前面。她在日历上看见什么了？
“睡吧，睡吧，”母亲察觉到了谢尔盖投向她的目光，转过身来说。
她走到帷幔后面去了。
谢尔盖站起来，走到日历前面。日历上是：6月22日。
收音机里轻轻地传来苏联国歌的乐声。然后，乐声停止了。现在只有钟表的均匀的嘀嗒声打破寂静。时针已经过了十二点。
“妈妈，”谢尔盖轻轻叫了一声。他刚把被褥铺在长沙发上，坐了下来。“你听我说，我们单位发休假证了。坐汽船游伏尔加河。十八天假期。要不你去吧？啊？我反正不能去，你看我还有这么些功课！辅导班也就要开始了……”他沉默了一会儿，等待回答。“钱好办，我马上就能领到奖金了。你听见没有？……怎么，你睡着了？奥尔嘉·米海依洛夫娜！……”
“我睡着了。你也睡吧。”
茹拉夫廖夫家的房间里寂静无声。黑暗中只看得见墙上挂着那个戴船形帽的士兵的照片。
夜幕笼罩着莫斯科。
一幢幢楼房里的灯光早已熄灭。街道上空寂无人。
现在东方的天边开始发白。夏日的黎明即将来临。
莫斯科仍在梦乡中。
茹拉夫廖夫一家在沉睡。
母亲睡着。
谢尔盖睡着，焦躁地翻着身。
在许多黑黝黝的房屋的那边，在隔着许多楼房、街道和街区的远处，在这巨大的城市的另一头，有一个姑娘也在睡觉。
两个人各自睡在自己的房间里，相距迢迢，但他们都在焦躁地翻着身子，睡梦中朦朦胧胧地嘟哝着什么。
突然，谢尔盖清清楚楚地说了一句：“就来！”接着睁开了眼睛。
从敞着的窗子外传来了克里姆林宫钟楼的钟声。这钟声在深夜里传得很远很远。
谢尔盖起来，穿上衣服。
走下无人的楼梯。
他走到院子里，在楼门口停下来，点着一支烟吸着。黎明的寒意使他不禁瑟缩了一下。
然后，他穿过院子，走出大门。
他在空荡荡的大街上走着，干脆走在大街中间。
周围一片寂静。巨大的城市仍在沉睡。八百方人仍在沉睡。
谢尔盖在这黎明的城市中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在空寂无人的十字路口，交通信号灯放射出绿色的光芒，让谢尔盖通过。谢尔盖走着，他觉得在这么大的一个城市里仿佛现在只有他一个人。
湿润而凉爽的风阵阵吹来。莫斯科河就在近旁。
传来了依稀的脚步声。
在空无一人的街道尽头出现了一个姑娘的小小身影。她正迎面向他走来。
这是阿妮娅。
他们一见面互相说的是什么呢？我们听不见，因为就在谢尔盖和阿妮娅走到一起的时候，有一对男女青年从另一条胡同里走出来，怡好挡住了他们，这一对青年跟谢尔盖和阿妮娅一样，也向莫斯科河走去。
“到这儿来，”小伙子说着拉起了姑娘的手。他们走下台阶，走到紧靠水边的地方。
“你看，就在这个地方，”小伙子说。“也是在这样的日子，母亲最后一次和父亲坐在一起。母亲指给我看过。这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那时候还没有你呢？”这已经是另外一对在谈话了。
“没有。”
“也没有我。你父亲什么样？”
“不知道。我从来没见过他。”
“我可见过，但是我什么也不记得了。父亲从军医院出来以后曾经回家来休假。我只记得军装上衣、皮带、红星勋章。还记得军帽。”
“你看，”小伙子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瓶子。
这是第三对青年。
“这是什么？”
“信。”
姑娘接过那个用火漆封了口的瓶子，对着光线仔细观看。瓶子里有一张纸。姑娘慢慢地转动瓶子，透过玻璃仔细看着里面。她的嘴辱微微歙动着，读出纸上的英语字迹。与此同时，轻轻地响起了她的声音，用俄语说出：
“今天，六月二十二日……在我们结婚的日子……希望……它能环绕地球一周……我们感到库福并且希望所有的人都得到幸福……我们衷心感谢那些协助瓶子返回莫斯科的人……请写上你们的姓名，我们将把你们当做好朋友。”
小伙子扬手一挥，把瓶子扔到河中心。瓶子钻进水里，然后浮出水面，随水漂浮起来。
“哟！”姑娘忽然想起了什么。“瓶子会漂到伏尔加河，伏尔加河是流入里海的。可里海正在一天天干涸！”
“不！”小伙子信心十足地说。“它会弯进伏尔加一顿运河，然后进入亚速海，从亚速海进入黑海，然后到达地中海，往后就到了大洋！”
瓶子在桥下漂浮着。
克里姆林宫钟楼上的低沉的钟声在渐渐明亮起来的水面上荡漾。
“几点啦？”阿妮娅突然一惊，问道。
自鸣钟敲了四下。
那些睡梦方酣的人们，却没有听见这钟声。
只是在谢尔盖的房间里，母亲颤抖了一下，翻了个身，睡盘矇眬地深深叹了一口气。
斯拉夫卡的小儿子在睡梦中叫了一声，敏感的母亲的手立刻向他伸过去。
斯拉夫卡在阳台上的折叠床上均匀地大声打着鼾。房间里弗金象吹哨似的尖细的鼾声与他相互呼应着。
只有那些年轻士兵的照片听见了这四下钟声。
在黎明的莫斯科街道上，一对对恋人在缓步徘徊……
莫斯科的酷暑季节来到了。被骄阳晒得烤人的人行道、墙壁和屋顶全都向外散发出热气。天气闷热，烈日炙人，但是大街上仍然挤满了摩肩接踵的人群，象在任何季节里一样，老是能听到这样无尽无休的问话：
“往儿童世界怎么走？”
就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谢尔盖给阿妮娅打了个电话。他刚刚在大学录取名单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心情格外愉快，直接从学院给阿妮娅打了电话，说想要马上见到她。在哪儿会面？在哪儿都一样，主要是要快点。在普希金博物馆？行！好！马上就去！
正当夏季，是机关休假、学校放暑假、少先队举行夏令营和学校进行入学考试的时候。
天气闷热，烈日灼人。
然而在普希金傅物馆的宽敞的大厅里却十分凉爽舒适，这里正举办一项青年美术家作品展览。有一些画前面聚集着三五成群的人，在那里争论着，另一些画前面，人们一瞥而过，没有停留。
“请问你喜欢这个展览中的哪些作品？”一个浅色头发的年轻记者手里拿着麦克风，向一个高个儿姑娘发问。
谢尔盖身旁站着一个年轻人，上衣领子立着。他看着一个雕塑露出不满的神情，耸耸肩膀，说了声“乱弹琴”，就往前走去。
阿妮娅和谢尔盖在展览会上慢慢走着。
每当谢尔盖在一幅画前停住时，阿妮娅就拉起他的手，拉他向前走。她在大厅里不停地走着，漫不经心地向四下观望。
“……对不起，我们好象在各种展览会上不止一次见过面，”记者对两个样子庄重的男人说。“请你们二位对我们的听众讲几句话好吗？”
“这个展览简直令人吃惊，并且引起人们的担忧，”其中一个人说。“不知为什么要允许在这么好的地方办这样的展览。”
“大多数作品对一般观众来说根本莫名其妙，”另一个人立即接口说，这人个子不高，身材健壮，圆圆的脸庞。“我们特别不喜欢……”他说着往他那写满密密麻麻字迹的记事簿里看了一眼。
“你好！”一个穿着绒线衫的小伙子一边走着一边对阿妮娅打了个招呼。
“你好，”她回答。“展览怎么样？”
“流动画展派复活，”小伙子并没停住脚步，随口说道。
“这是谁？”谢尔盖问。
“我见过他不知多少次，可是不知道他是谁，我只记得他总是骂流动画展派。走到哪里骂到哪里。”
“为什么呢？”
“就是那么个习惯。”
记者从他们身边走过，对着麦克风说：
“我们继续从青年美术家作品展览会向大家报道。古老的普希金博物馆变得年轻起来……”
突然，阿妮娅的目光里露出了一种惊慌的神色。她朝着一边看着。
“你怎么了？”谢尔盖问道，随着她的目光看去。“你怎么了？”
“不，没什么。今天把我累坏了。我看展览就是容易累。”
“那么，我们坐一会儿吧，”谢尔盖提议说。
“不，走吧。走，我让你看一幅我特别喜爱的作品。”
现在他们来到空无一人的古代艺术品展厅。
这里非常安静。
四周是战士塑像、思想家塑像。一个年老的女工作人员坐在扶手椅上打盹。柔和而宁静的光线从玻璃镶成的天花板上照射下来……
“……老头子！你喜欢这些原始时代的艺术品吗？”有一个青年双手抓住谢尔盖的衣领面对面地问道。
“非常喜欢！”谢尔盖措手不及，急忙表示同意。
“真可以！”这个青年突然出现，也同样突然地消失在人群之中。
“……展览会上气氛十分活跃，同志！”记者从争论的人群中拉住一个高个子、黑头发的青年。“请您谈谈，您喜欢这幅充满阳光和空气的油画吗？”
“油画？”青年耸了耸肩膀。“我以为这是《青年》杂志的封面。”
“嗯，也好……各人有各人的看法。艺术能够引起争论，这是好事！……”
“对不起，”一个穿灰上衣的圆脸的人无意中用胳膊肘碰着了谢尔盖。他道了声歉，又继续争论。“这我看不懂。”
“那有什么关系呢？譬如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吧？”一个高个子、戴眼镜的青年人回答他。“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懂量子力学吧？但这并不妨碍它们继续存在！”
“我来看展览是想要得到美感的享受！”穿灰上衣的人激昂起来。“譬如就说这幅静物写生吧！可我从这儿得不到这种享受！”
“他大概想要吃那些静物，”谢尔盖俯身在阿妮娅耳边笑了笑说。
“那怎么，”阿妮娅笑起来。“我现在倒是很高兴吃点荷兰写生画里的东西。盘子里放的野味什么的……”
“你们好！”一个个子高高的、衣着讲究的年轻人向他们走来。“我可以和你们一块儿走吗？我找不到我们的人了。”
“一块走吧，”阿妮娅说。“认识一下。这是谢尔盖。”
“我叫奥列格。认识您非常高兴。展览怎么样？”
“流动画展派复活，”阿妮娅脱口而出地说。
“伊凡雷帝杀子，”奥列格随着阿妮娅的腔调说。“顺便告诉你，你的父母在这儿。”
“是吗？”阿妮娅说。“碰见亲人是高兴事。”
“你生活好吗？”奥列格问。
“没什么。你呢？”
“和以前一样。”
“又出差了？”
“去了一趟斯德哥尔摩。”
“跟足球队一块去的？”
“不，这回是跟鱼类学家去的。”
“你仔细看看这个人，”阿妮娅转向谢尔盖说。“非常有学问，懂三种语言。”
“两种，”奥列格谦虚地说。
“再学会一种对你算得了什么，凑个整数。到过几内亚……”
“加纳，”奥列格更正说。“不过倒是离得很近。”
“还会自己一个人打羽毛球……”
“打过，打过……”
“他的未婚妻是电视播音员。”
“住口！”奥列格说。“够了，我认为，简直可以……”
“因为忌妒而死……”阿妮娅接口说。“啊！注意！前面是我的父母！你过去打个招呼不？”
“不，”奥列格说。“有事给我打电话，电话号码还是那个。”
“这个小伙子是干吗的？”当奥列格已经走开时，谢尔盖问。
“是个翻译，”阿妮娅说。“顺便告诉你，他是我丈夫。”
“什么？”谢尔盖不解地问。
“丈夫。”
“怎么？”
“不怎么……我们还没上法院去，”阿妮娅说。
“可我还不知道你……”
“我猜得到，”阿妮娅轻轻一笑。
“那你们怎么啦？……”
“简单说，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总之，一个人不走运就是了。”
阿妮娅住了口。谢尔盖也缄默不语。
“……瞧，这些是我们在展览会见到的最年轻的参观者。你叫什么名字？”
“沃瓦。”
“太好啦！我知道，沃瓦，你是个少先队员。请你说说，这个展览里你最喜欢什么？”
“我最喜欢古希腊的雕塑。”
“这很好！那么现代苏联艺术家的作品里面你喜欢哪些呢？”
展览会继续进行着。
阿妮娅在主教池塘附近的街心花园里等着他。时间已经是夜晚，路灯透过树叶射出光芒，在漆黑的水面上有一些鸭子游来游去，所有的长凳都有人占着：有不少上年纪的人在这里下棋。其实在每一条长凳上下棋的只是两个人，周围却站着好几个老人在看棋，闲谈。
老头中间有一个人穿着毡靴，虽然今晚天气很暖和。这个老头漫无目的地在下棋的人们之间走来走去。
谢尔盖从楼梯上跑下来，一边跑一边摸着口袋，掏出钱来。
在院子里，他差点儿和弗金撞个满怀。弗金穿戴得十分漂亮，穿着一件洁白的忖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你好！”弗金高兴地说。“我正找你。”
“什么事？”
“走，咱们去玩去。去看电影吧。马上我那位房客也该来了。”
“柯里亚，我不行！”谢尔盖央求说，“我有急事！……你有五卢布没有？”
弗金在上衣口袋里掏了一阵，拿出一些硬币，递给了谢尔盖，然后又在裤兜里翻了一阵，拿出一卢布，也给了谢尔盖。
“没了，”弗金说。“一共多少？”
“一卢布五十戈比。你再也没有了？喂，要不，找你的房客要点吧？你不朝他收点房费吗？”
“朝他收，收吧！”弗金笑了一下。“他把全部工资部通过邮局汇给柳霞。”
“那她说不定能借给点？”谢尔盖问。
“反正不能借给我，”弗金说。
他们站在柳霞的阳台下面。
“柳霞！……”谢尔盖迟疑地叫了一声。
“柳霞！……”弗金怯生生地跟着也叫了一声。
房门开了。可是走出来到阳台上的却是斯拉夫卡。他得意地微笑着，身上穿着一件刚熨好的衬衫。
“你好！”弗金惊讶地说。“祝贺你们的合法婚姻！”
“谢谢，”斯拉夫卡仍然微笑着。
“借给五卢布，”谢尔盖说。
“咱们找找看，”斯拉夫卡用宽容的语气说着把手放进口袋里，掏出了钱。
一张五卢布的钞票飘落到两个朋友面前。
从房间里传出柳霞的声音。
“就来！”斯拉夫卡答应了一声，向下面摆了摆手表示告别，打算走进屋去。
“斯拉夫卡！”弗金压低嗓音很快地说。“喂，情况怎么样？”
“挺好！”斯拉夫卡突然说了一句法语，随即走进房间去了。
“你仔细看看这个门，”弗金向着阳台摆摆头说。“门关上了，我们的朋友也就算完了。脱帽默哀吧。”
“算了吧你，”谢尔盖笑起来。“我得赶紧走了！”他看了一下表说：“哎呀！误了十分钟啦！”
弗金只剩下独自一人。
阿妮娅在儿童游戏场里等待着谢尔盖，周围是没有人玩耍的秋千、双杠和肋木。她在游戏场里来回踱着，不时用手摸一摸肋木上漆着各种颜色的横木，又用一只手转动一下小转椅，后来她突然自己也想坐上去转一下，于是她坐在小转椅上旋转起来……
谢尔盖来了。
他们沿着水池旁的小径走着。然后弯进了一个胡同，又向前走了一会儿。一根根乳白色的日光灯管在他们头顶上照耀着。看不见电线，这些灯管就好象凭空悬在空中似的。
他们走过一段板墙，板墙里面一幢旧式的四层楼房，很象是描写战争的话剧里的布景：没有后墙和房顶，可以看见空空的房间的剖面，没有栏杆的楼梯直指着天空。
楼房旁边矗立着一台吊车，悬臂下吊着一个拆毁旧房屋用的圆锤。
他们继续向前走去，在一幢楼房前停下来，楼房外的室外电梯里灯亮着。这是阿妮娅的家。谢尔盖认出了它。
阿妮娅用钥匙打开了门，他们走进套房。房里正在粉刷。地板上铺满了旧报纸和展开的杂志封皮。
沿墙一长溜挂衣钩上，挂着许多大塑料袋，里面装着衣服。墙角里整齐地垛着一堆瓷砖。
阿妮娅回过头来对谢尔盖说：
“你等一会儿，我换件衣服。我快。”她说着走进一个房间。
谢尔盖站在走廊里打量着四周。突然传来了歌声。谢尔盖沿着走廊走去，在一个大房间门口站住。大房间里到处都是报纸，地板上、移到一边的家具上、墙壁上都盖着报纸。一架开着的电视机就直接放在地板上。电视里正播放童声合唱团的演出。电视机上放着一瓶已经打开了的白兰地和一些吃的。
从右边的什么地方，也许是从隔壁的房间里，走出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人，他穿着细毛线衫和白衬衣。他一边走一边吃着在西，手里拿着一只高脚酒杯。当他低下身看电视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谢尔盖，他不在意地扫了他一眼，然后转过身去。
“您好，”谢尔盖说着句后退了一步，准备走出房间。
这个人回过头来从肩膀上边看了谢尔盖一眼，只点了点头，没有说话，然后又转过脸去。
阿妮娅走了进来。
“噢，你在家哪？认识一下吧。这是谢尔盖。这是爸爸。”
“非常高兴，”阿妮娅的父亲向谢尔盖伸出宽大有力的手。“我是爸爸。”
“好啦，我们走了，”阿妮娅说。
“刚认识，就走啦？这未免有点太……来为我们认识干一杯吧？”
阿妮娅的父亲把盖着餐具橱的报纸掀开一点，打开玻璃门，拿出了两个高脚杯。斟上了酒。
“我早已多次听说到你了，”他对谢尔盖说。
“是吗？”
“比如说我知道你叫谢尔盖。如果按我女儿的脾气来说，这已经是很重要的情况了。”
“你今天情绪非常好，”阿妮娅笑了一下。她拿起给她的那杯酒进到一个角落，坐在一捆杂志上。
“喂，你转过脸来，”父亲说。“好久没看见你了。你穿这身很好看。您吃点，吃点吧，”他回过头对谢尔盖说。“要不光会喝酒，还不会吃点东西下酒。”
“我得跟你说一件一定会让你伤心的事，”阿妮娅说。
“什么事？”
“恐怕今后我们见面的机会要更少了。”
“怎么呢？”
“我要搬出去住了。”
“噢，是，是……我已经听说了一点。你妈在电话里跟谁说这个来着。那就是说这是真的了？”
“真的。”
一阵沉默。
“你们一块儿決定的？”
“对，一块儿决定的。”阿妮娅说。
“那你们打算在哪儿住呢？”
“好办。找一间房子。”
“你有钱吗？”这话是问谢尔盖的。
“我有工怍，”谢尔盖说。
“你租过房子住吗？”
“没租过。”
“她租过，可是，房租是我替她付。问题当然不在钱上，可这终归有点那个……不大体面吧。你们不觉得已经到了该当大人的时候了吗？依我看，你们这么大了，可还是一股孩子气。”
“我也要工作，”阿妮娅说。“我们能维持生活。”
“那么大学呢？不上学啦？你是个很聪明的人。太可惜了，要是……”
“没什么。工作照样可以学习。”
“在这儿住不是更简便吗！你有什么不称心的呢？”
“不知道，”阿妮娅低沉着声音说。“近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点不愿意回家来。也许这正是因为我长成人了，虽然照你看我还是一股孩子气。”
“他对咱们的家该会得到一个奇怪的印象，”父亲向谢尔盖那边摆摆头说。
“我也并不要求他有好印象。”
“你不觉得，”父亲走到阿妮娅面前说，“不管到哪儿，生活都是一样不容易吗？”
“这个我听说过，或者甚至在什么书里读到过。可是爸爸，难道你不知道我们青年人是不会被任何困难吓住的？”
“好，继续往下说。”
“有什么可说的呢？”阿妮娅耸了一下肩膀。“我已经早知道你会要对我说什么了。”
“我不认为你这种腔调是恰当的。”他转向谢尔盖。“不知道他听着这样的谈话有什么想法？”
“他想什么，这跟你有什么关系？”阿妮娅不耐烦地说。“这对你没意思，也没必要。你需要的是让我们根本少想点。”
“这你可错了，想是任何时候都要想一想的，尤其是在你们这个年龄。你多大了？”他把一只手放在谢尔盖的肩上。
“二十三。”
“你工作了，好象也在学习？”
“是的，我刚考进大学。”
“在这以前呢，是服兵役？”
“服兵役。”
“你的经历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头。”他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谢尔盖。“我的经历也是这样开始的，可后来可不是那么容易才得到现在的这一切，虽然这一切对我女儿来说还是这么不称心。”他的声音平静而充满自信。他给自己和谢尔盖的杯子又斟上一些白兰地，意思似乎是引着谢尔盖说话。“你打算在三十岁的时候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宇宙航行员，”阿妮娅说。
“阿妮娅！你的电话！”从走廊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那些爱说俏皮话的年轻人，我是不信任的，”父亲重又转向谢尔盖说。“你不爱说话，这我倒很喜欢……”父亲踌躇了一下，随即想起了他的名字：“谢尔盖……我也是不爱说话，喜欢多听。有时候别人说的话是很有益处的。”
“好，好，我们就去，”阿妮娅对着电话听筒说。“谢尔盖也去。你看，稍为耽搁了点……什么？……你等一下，我到另一个房间去，在这儿什么也听不见。”
她从插销座上拔出插销，抱着电话机走出去。她在门口回转身来断断续续地说：
“对不起，爸爸……我们的话不是随随便便的……你要理解……”她没说完就走出去了。
“我理解，”父亲说，他的目光正好与谢尔盖的目光碰在一起，于是他耸了一下肩膀说；“我从某个时候以来和女儿失去了共同语言。这是常有的事。”他又给自己斟了些白兰地，碰了一下谢尔盖放在电视机上没喝的酒杯，一口喝下去，然后走开了。
谢尔盖拿起酒杯，转动了一阵，但是没有喝。
“您应当理解她，”他为了缓和一下令人不愉快的缄默气氛说。“她确实很激动。我不能判断一切，因为……”
“是啊，是啊，”父亲背向谢尔盖站着，仔细地看着贴在墙上的报纸说。“是啊。”
“……再说也有些事情，我认为我是无权过问的。”
“是啊。”父系转过身来，疑视了谢尔盖一阵。“你对我女儿打算怎样？我希望这是严肃的？”
“是严肃的。”
“但愿你这话是可以信赖的，”他迟疑了一下说。
“您可以信赖我。”
父亲沉默了一会，然后坐在高高的一摞书上，同时用手势请谢尔盖在旁边的扶手椅上坐下。
“你看她刚才吵闹了一阵，走了。她不能理解一个极其简单的事实：我是希望她好，希望她幸福。希望她的生活美好、安定、正常。截至现在为止，她在这方面处理得好象有点不太好。”父亲睨视了谢尔盖一眼。“不过，我想，这些情况你都已经知道了。”
谢尔盖默默她点了点头。他坐在椅子扶手上，看着电视机的屏幕。屏幕上有一个大约十三岁的小女孩，她长得非常瘦小，两根小辫子上系着两个白色的大花结，身上穿着节日的白衣服，端端正正地坐在大钢琴旁演奏着《月光奏鸣曲》。
“我这样对你说吧，”阿妮娅的父亲继续说。“你，你们两个，怎么说呢，可以说正站在一条道路的前面。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会有这样一个时刻，就是需要你好好思考一下，为自己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你知道，这就象在童话里说的那样；面前一个石头，那上面写着，往左走，往右走，照直走。我想，在你们的脑海里大概出现过这样的想法吧？”
“您怎么能知道呢？”谢尔盖说。
“为什么我不能知道，亲爱的，”父亲疲惫地说。“我知道。因为你们刚刚开始，而我已经走了一大截了。有的时候我很走运，有的时候不太走运，有的时候很倒霉。但是，你选择什么道路，这就将决定你最终走到什么目的地，归根结底是这样。而且你只能依靠自己。谁也不能帮你的忙，请注意，没有一个人能帮你的忙。一般地说，人跟人是互不相干的，虽然承认这一点是可悲的。”
阿妮娅的父亲说得很慢，神态疲倦，声音低沉。谢尔盖一面听着，一面看着电视。这时电视屏幕上是一个头发理得短短的小男孩正在拉手风琴。他拉着笨重的大手风琴，聚精会神地在演奏《乌拉尔的花楸树》。
谢尔盖想反驳，想争辩，然而阿妮娅父亲的语气是那样的肯定，使人觉得他是一个不容别人对他的话提出异议的人。另一方面，他那疲惫的声音又是那么充满着令人信服的力量，使人觉得这是一个饱经风霜和深思熟虑的人。尽管谢尔盖不同意他，但是不能不被他的话里所包含的那种阴郁含义所感染。他一面听着，一面不由得感到一阵阵毛骨悚然。
“我了解的人可多了，……我们和许多人一起开始我们的生活……可是，有些人什么也没干成，什么结果也没得到。他们落了个什么也不是。可这些也都是些好人哪。只不过他们有些什么东西没有理解，没有抓住。哎，年轻人，年轻人哪！你们还多么幼稚！你们对生活还是多么不了解啊！”他悲伤地摇了摇头。这时电视里，手风琴拉完了，又换上了童声合唱。“在你们这样的年龄，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人，都得为取得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搏斗，不然的话就谁也不需要他：社会不需要他，老婆不需要他，顺便说，未婚妻也不需要他。可你在二十三岁的年纪，你是个什么人呢？未婚夫。您明白这个吗？”
“我不完全明白您所说的‘为取得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而搏斗’是什么意思？”谢尔盖说。“难道用拳头去搏斗吗？”
阿妮娅的父亲拖着沉重的身体吃力地站起来。慢慢地穿上上衣。
谢尔盖也站了起来。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低声问道：
“那么您认为我应该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
阿妮娅的父亲在门口穿上风衣。
“我什么也不能向你提供。这是要由你自己去决定的。”他在门口转过身来用充满倦意的语气说：“如果你想听，我也可以向你论证一种完全相反的观点。”
接着他亲切地挥了挥帽子，不慌不忙地沿着走廊走去。
谢尔盖默不作声。
房间里，童声合唱的歌声越来越响亮。
阿妮娅走了进来。
“喂，我准备好了。咱们走吧，谢廖沙……你怎么了？谢廖沙！为什么你不说话？”
谢尔盖默默地直盯着前面，直盯着电视。
电视屏幕上映出童声合唱团的缓慢的摇镜头。女孩子们都穿着白围裙，男孩子们都穿着白衬衫。
“你说，我们在哪儿过呢？”阿妮娅问。
他们站在他们不久前见面的那个儿童游戏场上。阿妮娅手里拎着一个手提箱。
“可以上我们家去住，”谢尔盖说。
“不……你听我说，你会跳着串门吗？”
“跳着串门，是什么意思？”
“先上我的朋友家，然后上你的朋友家，然后再上我的朋友家。就这样过一个通宵。”
“不知道，没试过。”
“你觉得不方便，那么咱们就接连不断地上我的朋友家去。串门是很好的、很开心的事。不管所有的人怎么看，咱们偏要快快活活地过一个欢乐的夜晚。”
在一个大房间里，放着磁带录音机，在乐声伴奏下，谢尔盖和阿妮娅跟另外一些年轻人一起跳舞。
后来他们俩在黑暗的街道上走着，交替地提着手提箱，在一幢门口漆黑的楼房上有一个房间的窗子闪着灯光，他们刚才就是在这个房间里跳舞，现在还继续传来同一个旋律的乐声。
后来这种旋律渐渐变成另外一些旋律，窗子也换成另外一些窗子——有时是一扇窗子，有时是两扇窗子——在不同的漆黑楼房的不同楼层上闪着灯光。谢尔盖和阿妮娅又沿着街道走着，交替地提着手提箱……
黎明时分，他们从一幢楼房的高高拱门下走出来。
他们的样子显得疲惫不堪。
“你高兴吗？”阿妮娅问。
“不。”
“我也不高兴。大家都不高兴。”
“那干吗要这样聚会呢？”
“也许你是对的，可是不这样聚会更不好。”
她沉默了一下，接着说：
“也许我们这样生活是不好的、不正确的。可哪儿有那种正确的、完满的生活呢？据说，这样的生活在西伯利亚。但是，总不能所有的人一高兴都跑到西伯利亚去吧？！”
他们手拉着手走着，忽然他们发现手提箱不在了。
“咱们把它忘在哪儿了？”谢尔盖问。
“去它的吧，”阿妮娅说。“会有人给送回来的！”
当他们在阿妮娅家门口停下来的时候，已经是早晨了。
“你看我们又到家了。我实在不想进去。和父母保持某种关系的唯一办法就是根本不见他们。”
“那就别进去。”
“多么单纯又多么聪明，”阿妮娅笑了一下。“不想进去就别进去。可有什么办法呢，唉！唉，唉……”
“可以到我们家去住，”谢尔盖坚决地说。
“睡在柜子里吗？爸爸、妈妈、妹妹、我的妻子和我？”
“没有爸爸。”
“请原谅。”阿妮娅伸出一只手。“好了，再见吧。走吧。你总得睡一觉，多少睡一会儿也好。”
“不行了，”谢尔盖说。“八点就得上班了。”
“我今天不上学校去了。”阿妮娅打了个呵欠。“你晚上给我打电话吧？”
谢尔盖没有作声。
“怎么了你？”阿妮娅问。“你怎么了？什么事让你不满意了？你能对我说吗？”
“可以。”谢尔盖皱起眉头。“我不明白，你干码要这样——演这么一出戏……头天晚上大喊大叫地从家里走出来，第二天早上再回来说声早晨好！你算个什么人呢？这是个成年人的样子吗？”
“你不喜欢这样？”
“不喜欢！我认为：要末这样，要末那样。要不根本就不应该瞎胡闹。”
“那么，你要求我什么呢？要有明确的目的？思想和行为要有一贯的逻辑？要有内心的和谐？我不是性格和谐的人……”
“是，我知道，只有古人是和谐的。”
“希腊人，”阿妮娅说。
“斯巴达人……”
“肮脏的马厩……”
“赫拉克勒斯的二十三项丰功伟绩。”谢尔盖皱紧眉头说。“既然现在很难弄清，最好还是不用去管古希腊人吧？”
“那好极了，”阿妮娅微笑了一下。“何况我在这么大早的时候根本就不能谈论正经的事情。困得要命。”
“啊……那么，祝你晚安吧。”谢尔盖转过脸去。
“早安。”
一阵沉默。
“嘿，”阿妮娅叫道。“嘿……”
“干什么？”谢尔盖抬起头来。
阿妮娅弯下身想要吻他。但是没有吻成。
“那，随你的便吧，”她说，接着她的鞋后跟在楼梯上发出了一阵响亮的声音。
谢尔盖走出了大门。
整个这一天，还有第二天、第三天，始终有一个念头使谢尔盖苦恼着。
他在车间里走着，观察着仪表上微微抖动的指针和映在玻璃上的自己的影子。
“……也许，我错了？……阿妮娅？……也许，我真是有点什么东西没有理解？”
晚上也是这样。
课讲完了。学生们纷纷从座位上站起来，围着讲师提问题。谢尔盖一面迅速地看看写满粉笔字的黑板，一面象上中学时那样习惯地动着嘴唇，飞快地在笔记本上写字。但脑子里却想着别的。
“……愚蠢，你明白吗？我们吵架真愚蠢。人们往往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小事而彼此分开。我不愿意这样。”
“我也不愿意，”阿妮娅的声音说。
“我已经整整一星期没看见你了，我再也忍不下去了！”
“我也是。”
“你听我说，咱们找个地方见面，平心静气地好好谈谈吧？好吗？有很多事情需要决定。”
“好吧。”
“我马上就来，下课铃响了。我这就来！我非常爱你，你听见了吗？”
“我也是。非常非常爱你。”
一天的工作结束了。人们纷纷走出走廊，走下楼梯。有些人在某一层楼的前厅里长长的售书台前停下来。
“您好，纳乌姆·阿布拉莫维奇！”弗金突然出现在柜台前面。
“你好，柯里亚，”老售货员亲切地点着头。
柯尔卡非常正经地问：
“您这儿有什么弗金的著作吗？”
“弗金的？”纳乌姆·阿布拉莫维奇扬起眉毛。“许是福克纳的吧？”
“不，弗金的，弗金的。”柯尔卡仍然是一本正经的样子。
“弗金的？”纳乌姆·阿布拉莫维奇蹙起额头。后来他倏地高兴起来：“噢，弗金娜！”他用眼睛在摆书的柜台上寻了一阵，拿起一本簿簿的小书递给柯尔卡。“这本就是。三十戈比。”
柯尔卡不知所措地接过书来。
“奥丽加·弗金娜，”他念着封面上的名字。“诗歌集……噢，谢谢，纳乌姆·阿布拉莫维奇……”他对老人非常温和地微笑了一下。
“不用谢，”老人也非常温厚地微笑着说。
“晚上好，纳乌姆·阿布拉莫维奇！”符拉吉米尔·瓦西里耶维奇走过来说。“《新世界》来了没有？”
“晚上好，晚上好，”老人点点头说。“还没来哪，快来啦。您的贵体怎么样？”
“谢谢，凑凑付付。”
“情况怎么样？”契尔诺乌索夫走过来了。“完了吗？”
“弄清楚了，”符拉吉米尔·瓦西里耶维奇说。
“就差核对一下配套记录了，”弗金说。
他们说着离开了售书柜台。
“请您明天亲自核对一下吧，”契尔诺乌索夫对符拉吉米尔·瓦西里耶维奇说。
“是的，我当然亲自核对，”符拉吉米尔·瓦西里耶维奇点点头说。“你现在回家吗，柯尔卡？”
“不，我还得呆一会儿。我想再看看配电。”
“顺便上我那儿去一趟，”契尔诺乌索夫说。“拿上配电图明天用。”
“那么，柯里亚，晚上给我打电话？”
“一定，符拉吉米尔·瓦西里耶维奇，照咱们约定的办。再见。”
弗金和契尔诺乌索夫两个人沿着走廊走去。
“喂，近来生活怎么样？”契尔诺乌索夫问。
“正常。”
“票都发完了？”
“昨天就完了，”弗金说。“啊，想起来啦！您得亲自督促一下。灯泡又卡了。”
“会给的，柯里亚。明天我抓一抓。”
在实验室门口，他们碰见了两个年轻技术员。
“你想得到吗，昨天在铁匠桥真走运，”其中一个一边走一边对另一个说，“弄到一套全集。”
“全搞完了吗？”契尔诺乌索夫问他们，“那就再见吧。”
“再见，舒里克，”弗金说。
契尔诺乌索夫关上门。实验室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给符拉吉米尔·瓦西里耶维奇票了吗？”契尔诺乌索夫问。
“给了。我亲手交给的。”
“是什么戏？”
“《五个夜晚》。”弗金展开安装图纸。
“莱伊金演的，是吗？”契尔诺乌索夫问。
“不是……”
“哦对，《当代人》。我把它跟舒洛夫和雷库宁的《晚安》给弄混了。我说，要是有时间，你去看看。挺有意思的。”他搔搔后脑勺，仔细地看着那些错综复杂的线路。
弗金笑起来：
“你跟符拉吉米尔·瓦西里耶维奇一样，真的，他老是劝我去看维也纳芭蕾舞团的演出，其实人家走了都一年了。”
“可笑的大老粗。你认识他很久了吗？”
“很久了。从一来这儿工作就认识了。”
“他说菲力波夫怎么着来？”契尔诺乌素夫冷笑了一下。“小坏蛋。老头子说得不错。当然，有点太尖锐。但是，一般来说……是个挺有意思的老头儿。”
“他的磁带录音机，真棒，”弗金说。
“进口的？”
“不是。他自己装的。”
“这么说，你上他家里去过？”契尔诺乌索夫问。
“去过。偶尔来往来往。”
“这不错，”契尔诺乌索夫点点头说。“不应该把他放在一边。要不然，咱们这儿基本上都是年轻人，而他……应当把他吸收进来。”
“我有一回建议他参加跳伞小组。”
“我明白，你是开玩笑，”契尔诺乌索夫笑了一下。“这个人有点孤僻。不光是脱离集体，干脆就是不跟人们在一块儿。你说我们了解他什么？工作嘛，好象……”他转向弗金说。“不知道你对他怎么看法？当然，这话只是咱们之间说。”
“就哪一方面说呢？”弗金不明白地说。
“就按一般对人的看法说。我只不过是想看看我自己的感觉对不对。”
“您是知道我跟他的关系的。”
“他在工作上没什么。”契尔诺乌索夫也看了一眼图纸。
“他工作很好。很踏实。”
“他工作很好，”契尔诺乌索夫同意说。“能够提出自己的意见……他好象有点……”
“他是个有幽默感的人，”弗金说。
“是的，是个有幽默感的人……”契尔诺乌索夫点点头说。“他好象知道点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你注意到没有：他从来不把话说完。他内心里总保留着点什么。”
“不，依我看他总是怎么想就怎么说，”弗金耸了耸肩膀。
“这你可没说对。那样的人根本没有。”
“为什么？”弗金惊讶地问。
“天知道。也许是人的天性如此呗。”
“这您太过份了。”
“从表面上看，他当然是很坦率的，”契尔诺乌索夫继续说。“甚至可以说很耿直。并不是总挑好听的说。”
“不挑好听的说，他有什么说什么。怎么，这不对吗？糟蹋了多少钱，可机器还是白停在那儿。您那位菲力波夫在那里头不是也插了一手吗。”
“怎么是我的菲力波夫？”契尔诺乌索夫霹出冤枉的样子。
“不是您的，是谁的还不一样。现在我们这么瞎磨蹭。往后还得急赶一下。老头儿是对的。这还用说。”
“是啊，在这方面，可能他是对的，”契尔诺乌索夫说。“某种程度上也许他对。虽然我还不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们见过这种坦率、原则性。其实往往是哗众取宠。讨好大家。对某些人来说，该怎么干？敢骂人，这就是好人！……可为什么骂，怎么个骂法，什么动机？骂人往往要比颂扬容易得多。”
“我有点不太明白您的意思，”弗金说。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你还记得，有一回他看报，忽然当着大家说：‘对我们的社会制度不能象推销电冰箱的广告那样到处瞎吹’。”
“您当时不是也跟着笑来着！”弗金看了契尔诺乌索夫一眼。
“你听我说，柯里亚，我跟你这是说老实话，没有外人，你坐下。”契尔诺乌索夫向椅子摆摆头。“是的，我也笑来着，可我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可他当时是怎么想的？”
“咳，这都算不得一回事。您损本不了解他。”
“这倒是。我对他了解得不够。很不够。抽根烟吧，啊？”契尔诺乌索夫从烟盒里拿出一支烟来，用手指揉着，拖磨着时间。“事情就是这样……。”他抬起眼睛看看弗金，表示信任地说：“我是想跟你推心置腹地谈一谈。你设身处地替我想想，你别误解我的意思……”他划着一根火柴，吸起烟来。“有些同志显然不是没有根据地产生这样一种印象，觉得符拉吉米尔·瓦西甩耶维奇的某些说法，噢，这怎么说呢，是给我们一些年轻人制造思想混乱……”
“谁这样觉得？”弗金不明白地问。
“唔，这不能对你……”
“菲力波夫，是不是？”弗金领悟地问。
“这跟菲力波夫有什么关系？反正有人这么认为……”
“谁？”
“唔，这我不能对你说，”契尔诺乌索夫压低声音说，“将比说，要是我这么认为呢？虽然我不敢肯定。但是我可以有这种看法吧？我想验证一下自己的印象，这是很自然的吧？”
弗金激动地把手伸向契尔诺乌索夫的烟盒。
“我抽一支。”
“抽吧，抽吧，”契尔诺乌索夫说。“这儿只有咱们俩人，没有外人……你看，”他继续说，“如果我错了，那更好。这种事情，要能证明不是那样，那更令人高兴。符拉吉米尔·瓦西里耶维奇对你最信任，你很了解他……”
“嗯？”弗金注意地听着契尔诺乌索夫的话。
“我理解你有点为难，可并没让你给他瞎说。不这样可是不行，老伙计，要信赖，但是要验证。”
弗金听着，同意地点着头。
“这儿只有咱们俩，这就更于心无愧……这就是最高的信赖：跟咱们说，而不是跟别人。”
“您自己明白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吧？”弗金盯着契尔诺乌索夫的眼睛问。
“我对我自己的每一句话负责，”契尔诺乌素夫说。
弗金站起来。
“如果这儿不光是咱们两个人，要是那样的话，”他弯身凑近契尔诺乌索夫，用两只拳头抵着桌子，“我非打烂你这混蛋的嘴脸不可。”
契尔诺乌索夫的脸色变得煞白。
“有什么……不可以的？……”
“我不喜欢……没有见证……”弗金显出极其厌恶的样子，扭转身走了。
三个朋友站在圆拱形的门口。他们默默无言。
“咱们往哪儿走一走吧？”弗金终于提议说。
“那就走吧，”斯拉夫卡活跃起来。
“上哪儿去呀？”谢尔盖无精打采地问。
“就这么随便走吧，”弗金说。“走到哪儿算哪儿。”
有两个青年兴致勃勃地谈论着从他们身边走过。
“咳，伙计！赛得怎么样？”斯拉夫卡喊了一声。
“二比一。”
“谁领先？”
“鱼雷队！”
“我猜就是，”斯拉夫卡高兴地说。“要不，咱们把柳霞也叫上，好吗？”
“我说，就咱们三个人走一走吧，”弗金说。
他们在一条太街上走着。谈话谈不起劲来。
“你们听说过一个笑话吗？”斯拉夫卡想要缓和一下气氛。“有两个人跳伞。拉了一下环——一切都照规定动作做了。突然又有一个人象块石头似的从他们旁边嗖地直飞下去。原来他背的是个背包。”
他们都没笑。
“说起这是个老笑话了，”斯拉夫卡尴尬地说。“不过很可笑，是不是？”
“嗯，”谢尔盖说。
“你们听说最近出的一个问题吗？”斯拉夫卡又搭讪着说。
“听说了，”谢尔盖转向弗金。“妈妈说，你给我打电话来着？”
“打了，”弗金把目光移向一边说。
“什么事？”
“没什么。那时候需要你。”弗金停住脚步。“就是需要。你知道，有这么一个词儿——需要。”
“他那个女朋友真不错！……”。斯拉夫卡向谢尔盖那边摆摆头说。“我昨天在彼得罗夫卡看见他们了。”
“那么现在呢？”谢尔盖问弗金。
“现在不需要了。现在一切都解决了。”
……后来他们在另一条大街上走着。又是默默无言。
“你瞧，谈得非常热闹，”斯拉夫卡想要开个玩笑。“要不，咱们还是换一个题目，谈点别的？”
“譬如，谈谈足球？”弗金冷笑了一下。
“谈谈曲棍球，”谢尔盖更正说。
“冰球，”斯拉夫卡笑了一下说。
“要不，咱们吃点东西去吧？……”谢尔盖提议说。
“我不想吃，”弗金说。
“为什么？”谢尔盖问。
“我也不知道。”弗金在人行道边上的栏杆上坐下。“我有这样一种印象，当然，这或许只是我个人的印象，就是人们能分成两类，一类是可以一块儿吃喝的，一类是能够谈心的。”
“那我们可以说把这两种作用都兼起来了，”谢尔盖耸耸肩膀说。
“过去是这样，”弗金激烈地说。“而现在恐怕不成了。”
“你听着，不要说了！”斯拉夫卡忍耐不住了。“我从来没见过他情绪这么坏。”
弗金苦笑了一下说：
“只不过因为我们已经好久没见面了，亲爱的斯拉夫卡。”
……后来他们坐在露天咖啡馆里。啤酒巳经喝光。
“你们知道，我的好兄弟，生活按它自己的步子走，”弗金一口气热烈地说。“每天早晨我起床，上班，买烟，吃饭，呼吸，看电影。每无看见你们两个，每天。除去参军、出差和其他正当的理由之外。这也就是我的生活。我不能不这样。或许，这叫做习惯？不管怎么样，如果是这样，我不愿意改变习惯。”
“这叫做雷马克（注2），”谢尔盖说。“如果你愿意，我就冒着大雾驾赛车奔到你身旁。”
“说几句笑话是可以的，”弗金郑重地说。“但是又何必呢。”
“那么，好，”谢尔盖说。“咱们谈正经的。具体点。”
“你真是个正经的人，”弗金笑了一下。“你们俩真是正经的人。”
“我不是正经的人，”斯拉夫卡叹了口气说。“我是个爱操心的人。”
……地铁的列车呼啸着从隧道里冲出来。三个朋友坐在月台尽头的长凳上。谈话继续着。
“你这是谈自己？还是就那么……一般地议论善与恶的问题？”谢尔盖说。
“可还有什么意义呢？”弗金问。
“我们要谈人类，还是谈你自己？我真不懂，为什么这让你这么激动？”
“你知道……你想想看，”弗金激动地说，“你对面坐着一个人，年纪轻轻的，吃得胖胖的，有一双诚实的眼睛。可是是个坏蛋。总是胡说八道。总是胡说八道。”
“真是个可怕的人物，”谢尔盖摇摇头说。
“你知道，我近来有点讨厌说俏皮话，”弗金声调低沉地说。
“你变老了，柯里亚，你变老了。”
“人们没话可说的时候，就说些俏皮话。思想空虚的时候，也说俏皮话。这样会轻松些。”
“那么现在，”谢尔盖皱起眉头，“按着你的话的逻辑，你是要对我说，我变得爱说俏皮话了，那意思就是说……”
“什么意思也不是。只不过我有时候弄不懂，当你这样说话的时候，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如此而已……”
“我觉得，这倒不一定。”
“当然，没有什么是一定的。”弗金皱着眉说。
“你的脾气变坏了，”谢尔盖睨视了弗金一眼。
“可能。但是有时候不能不让脾气变坏。”
“这何必呢？……”
“不能不。”
“……我干吗跟你说这些？……”这时弗金心里想。“这些对你来说毫无兴趣，毫无必要，毫无用处。我看得出来。你记得你曾经说过，还在上中学的时候你就会停止思想：仿佛在听，其实什么都没有听到，仿佛在看，其实什么都没有看见。”
“坏蛋什么时候都有，”谢尔盖说，“一切时代，一切国家。自然，这家伙是个坏蛋，我乐意相信你。你对他说出了这点。可这有什么用呢？改变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改变。如果你尊重自己，也许根本就不必降低自己去跟这种人说话。要不你现在能怎么样？我能怎么样？斯拉夫卡能怎么样？你可以喜欢或者不喜欢这种人，可他们存住，你只好承认这一点。”
“他真的这样想吗？也许不过是装糊涂？”弗金想。
“主要的是，这是每个人的人格，”谢尔盖继续说。“每个人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有这样的理论，”柯里亚同意说。
“你生活往人们中间，”谢尔盖继续发挥自己的思想。“你，和人们，这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事。所以应该给自己解决这个问题，而不需要为这个苦恼。”
“解决什么问题？”柯里卡没听懂。
“决定相互关系可以达到什么程度，给自己划出一个界限。”
“那么你已经解决了？”弗金迟疑了一下问。
“正在解决。”谢尔盖坦然地说。
“来，抽支烟。”柯里亚向四周张望了一下。“这儿不让抽烟……”
“不行，不行，”斯拉夫卡说。
“算了吧，”柯里亚倦怠地说。“够了。咱们总算谈了谈，这我就高兴。这没有什么可隐讳。生活当中的一切要简单得多，咱们就直截了当些就是了。总会有这一天的。我们可以说都长成大人了，对许多事情各有各的看法。我不责备你。”
“那有什么，你说吧。”
“噢，不，我不责备你。显然，从你的观点来看，你是对的。这大概不是最好的观点，但是还有比这更糟的。”
“好，我感谢你，”谢尔盖说着站起身来。“好啦，再见吧。我得赶紧走了。”
“是啊，”柯里卡说。“借口有的是：谁家过生日呀，庆祝什么事呀。很多人都这么做。”
“你听我说。”谢尔盖猛然转回身来。“我马上抽你的嘴巴。”
柯里卡惊讶地抬起限睛。
“你真是个不要命的家伙，”他低声说。
大礼堂里挤满了年轻人。谢尔盖费劲地挤进来。他用眼睛寻找阿妮娅。阿妮娅在这里，但是现在要找到她可不容易。
礼堂里一片喧嚣，人们在啪手、叫喊，这儿在举行诗人朗诵会。诗人们坐在舞台深处的椅子上，轮流着走到麦克风前面去朗诵。台上没有布置什么讲台。诗人直接站在观众面前，朗诵自己的诗。舞台侧面，在一张小桌子后面坐着一个浅色头发的非常兴奋的年轻人。他在主持朗诵会，从台下面接条子，介绍登台的诗人。
谢尔盖靠墙站着，被人们挤得不能动弹。一个空座位也没有。
“谢廖什卡！”有人叫他。
原来是薇尔卡。
“有座位吗？”谢尔盖打了个手势问。
薇尔卡把两手一摊。
谢尔盖继续有些不安地一排一排地寻觅着，突然他的目光遇到了阿妮娅的目光：阿妮娅也在找他。她坐在礼堂的另一头。她欠起身来，向谢尔盖招手。她旁边有一个给他占的座位。
谢尔盖从座位中间费力地向阿妮娅挤过去，时而碰了什么人的膝盖，踩了什么人的脚，他赶紧向人家道歉，有人善意地从后面推着他说：“快过去，快过去，别妨碍别人！”
诗人们朗诵着诗篇。谈到爱情，谈到生活，谈到同志，也谈到自己。
人们注意地看着他们，听他们朗诵。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
薇尔卡对诗人一点也不注意。她只是一个劲地看着主持会场的那个年轻人。
主持会场的是维克多。
这时人们给维克多传上一张条子。他打开看了看，笑了一下，放在一旁。
在一个诗人朗诵完了之后，维克多走到麦克风前面，念了这张条子；
“诗人同志们，关于物理学家和抒情诗人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谁更重要呢？”
维克多还没有读完，人群里响起一片哄笑。
“我知道这是谁写的！”一个高个儿青年从座位上叫喊。
阿妮娅微笑着看着台上。
台上有一个小伙子打断一个诗人的朗诵要抢着说话，维克多拉住了他。
阿妮娅转过头来看着谢尔盖；他坐在那里，脸上一副不感兴趣的冷漠的表情。阿妮娅把一只手放在谢尔盖的手心里。
“你怎么了？”她轻轻地问。
谢尔盖默默地把脸转向阿妮娅。
“出什么事情了吗？”
“嗯，”谢尔盖说。
在舞台上，维克多又打开一张条子大声念道：
“有人提出要求：‘请朗诵一些在战场上牺牲了的诗人的怍品’。现在我代表这位提条子的同志，也代表我自己，邀请鲍利斯·斯鲁茨基朗诵一首诗。”
鲍利斯·斯鲁茨基朗诵：
我们今天可以准确地预言，
未来世纪的可爱青年，
将会为这布尔什维克年代
默默流泪，彻夜不眠。
他们会向自己的亲人抱怨，
为什么不出生在那壮丽的当年，
亲历那如火如荼的斗争，
目睹那冲堤决岸的狂澜。
他们将把这一代人追思怀念，
想象我们如同巨人一般，
他们将会找到正确的立足点，
但决不会有我们这样的体验，
如象我们这样呼吸，这样友爱，
这样生活，并在匆促之间
为歌唱这惊天动地的事业
写下这笨拙的诗篇。
“你知道，”谢尔盖小声说，“刚才我跟柯里卡吵了一顿，绝交了。为了一些小事。我也不明白怎么回事。”
“跟哪个柯里卡？”阿妮娅问。
“就是我们那个柯里卡，就是弗金。”
这时舞台上的麦克风前面，已经换了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他用嘶哑的声音说：
“……诗人们不应当老是写他们自已，虽然我知道，诗人的本性就是这样，但是，反正不需要过多地欣赏自己。再说，以我个人来说，我就没兴趣去了解叶夫图申科喜欢骑自行车兜风或是爱吃烤羊肉。”
礼堂里有人吹口哨。
“你们吓不跑我！”
“同志们！”维克多举起一只手。
“我们需要的是描写我们的诗，不是说我，我不是替自己说话，”小伙子继续说。“请你们帮助我们认识生活，就说我吧，我就有很多事情不明白，这并没有什么可笑的！”
小伙子挥了一下手，走下舞台。
“你知道我对你这些伤心和不幸的事怎么看吗？”阿妮娅侧身向谢尔盖说。“用童年的回忆来逃避现实。其实你是逃避不了的。我根本不相信这些童年的友谊，朋友有时候是需要换一换的。”
“这是什么意思？”谢尔盖不懂地问。
“你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共同的东西了。只有回忆，可是不能老是回忆呀？回忆是很愉快的，但不能天天老是这样。顺便说吧，有些朋友渐渐变成只不过是酒友，往往都是这样变的。”
“你净胡说八道……”谢尔盖耸了耸肩膀。
这时在台上一个身材魁梧的小伙子推开维克多，走到台前，他显然是个退伍军人，穿着一条肥大的海军裤和一件普通的短上衣。他双手抓着麦克风说：
“我不喜欢诗，也不懂诗。我到这儿来只是因为这儿还要放电影。（礼堂里有人发出了笑声。）我不懂诗，我坦白承认这点。但是刚才那位同志，我忘了他的名字，那位诗人同志朗诵了一首在战争中牺牲的青年人写的诗，这使我受到一个突然的震动：现在是六一年的秋天，也就是说，整整二十年以前，德国人占领了斯摩棱斯克并且逼近莫斯科。你们想想看——逼近莫斯科呀！于是那时候什么诗人，什么演员也就都没有了，大家都成了应征入伍的战士。就是这些年轻人在牺牲之前写出了这样的诗……也许，这些诗不象他们的那些诗那么伟大、那么漂亮，”小伙子向坐在椅子上的那些诗人们转转身。“请你们别见怪，同志们，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在必要的时候能不能写得象他们那样？我认为，你们不能。因为你们过的是平静的生活，同志们！”
“去你的吧！”从楼座上传来一个年轻人的喊声。“把麦克风从他手里夺下来！”
“我不用麦克风也能说，”小伙子对吵吵嚷嚷的观众说。这时一个激动的小姑娘忽然跳上舞台，起初她什么都说不出来——只是一再地摊着两只手，可是后来，她直接对着那个仍然站在台上的穿海军裤的小伙子叫喊起来。
“真是岂有此理！你这样议论我们这一代人，简直可耻！同志们，我们已经听过多少这样的议论，说我们过的是平静的生活！这种说法已经有多少了！”
整个礼堂充满了笑声、鼓掌声、叫喊声。
维克多高举着双手站在小姑娘和大个子中间。
后来舞台上又开始朗诵新的诗篇：
你们被复杂的学问弄得疲惫不堪，
来到学生食堂开始用餐，
显露出人间的本色、健康的气魄
自由自在地吞吃着菜饭，
也把复杂的世界
带上了席间……
“除了你，我再没有别人了。”阿妮娅侧身向谢尔盖说。“你看，现在大家正在争吵着，说着，叫着，然后就各自走散……可我再也不需要任何人。你明白吗？”
谢尔盖默默地把自己的手放在阿妮娅的手上。
你们奋力把握解剖刀和原子能，
你们奋力攀登科学的高峰，
你们要用自己的双手
去触摸天上的每一颗星……
整个礼堂里的人都在聚精会神地谛听着每一行诗句。
啊，英雄的一代青年，
你们向世界传播真与善，
谁不相信我们这年轻的一代，
谁就是对一切失去信念！
最后几句诗的声音未落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晚会结束了。
男女青年们从大学的宽阔的楼梯上走下来，奔向存衣室，周围一片喧哗声。刚才登台朗诵的那些诗人们也夹杂在这些青年当中，他们的年纪或别的方面都和他们的读者和听众没有什么多少不同。
“谢廖沙！”薇拉在人群里挤着喊叫哥哥。“你回家吗？”
“来认识认识，”谢尔盖对阿妮娅说。“这是我妹妹。这是阿妮娅。”
“您好，”薇位说着又用询问的目光看着谢尔盖。
“您在这儿学习吗？”阿妮娅问。
“不，有人邀我来的，”薇拉回答说，眼晴没看阿妮娅。“怎么，你回家不？”
“还不哪，”谢尔盖说。“我晚一会儿。”
“那我走了。”薇拉向存衣室挤过去。
“再见，”阿妮娅向她说。
“再见，”薇拉转过身来点点头说，然后隔着许多人的头顶上叫喊：“维加！别找啦，牌子在我这儿！……”
夜已经很晚了。
弗金穿过街心花园走着。
已经是秋天，树木在路灯光下呈现出一片黄色。叶子不时从树上飘落下来。
弗金上了电车，车里几乎没有人。
女售票员认出了他，向他微笑了一下，他也认出了她。
“你好，叶尔马柯娃同志！好久没见了。”
“你好。”她的脸上稍稍显出一点红晕。
“有什么新闻？”
“没有什么。每天上班。”她把找头递给一个人说：“公民，找您两戈比。”
弗金靠她旁边坐下。车上人很少。
“你们车上不准抽烟吗？”
“悄悄地行。”
“我对着窗子。”
他略微抬起玻璃窗扇，抽起烟来，把烟从窗缝里喷出车外。
“你有什么新闻？”女售票员问。
“皮鞋。”
她皱起短短的双眉。显然，弗金的问答使她有点不高兴。
“不，真的，”柯尔卡说。“上星期买了一双新皮鞋，捷克的。别的没有什么。”
池沉默了一会儿说：
“你怎么今天跟往常不一样。”
他以询问的眼光看了看她。
“往常我怎么样？”
“你今天一点笑容都没有，”她解释说。
弗金没有说话，只是耸了一下肩膀。
“彼得洛夫俱乐部，”女售票员高声说。“下一站百货大楼。”
有一些乘客上车。女售票员卖给他们车票。
柯尔卡偷偷吸烟，把烟向窗外喷出去。
“你的那俩朋友呢？”女售票员问。
“他们有个人的事情。”
“你就没有个人的事情？”
“我只有公事。”
一阵沉默。
“你该下车了，”女售票员说。“要不就坐过站了。”
“没关系，我兜兜风，叶尔马柯娃同志。抽完这支烟。”
“沃洛比约夫胡同。下一站学校。”
女售票员拉了一下铃。
电车继续向前行驶。
“你怎么老叫我的姓？”
“不愿意？不同意？”
“不……”
“那怎么？”
“不怎么，我是说，我有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卡佳。”
“卡杰琳娜。好名字。”
“你叫什么？”
“尼古拉。”
“柯里亚……噢，我知道了，”她说着轻轻地笑起来。“我们这不就认识了。下一站体育场。”
电车继续向前行驶。
“我刚做这个工作的时候，老是弄不清站名，怎么也记不住，”女售票兑。“招得乘客不高兴。他们管你记住记不住。可后来习惯了。现在我不看就能说出到哪一站了。我还使劲背过站名哪。我闭着眼睛就能背出来。”
尼古拉笑了一下。
“象背诗一样？”
女售票员笑起来。
“你笑什么？”
“我，你知道，”她不好意思地承认，“上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忽然写起诗来。我还有一次写了一首诗在墙报上登过哪。是说保罗·罗伯逊的：
恫吓没能使他低头，
这远方的黑皮肤的朋友，
他终于来到我们这里，
这位巨人、战士、歌手！
“我也写社会题材的。每逢节日都要写。也是登在墙报上：
白桦树枝轻轻地摇荡，
这就是我们莫斯科近郊的农场……
不过更多的还是写爱情的诗。当然都是些模仿别人的。很可笑，是吧？”
“可笑，”弗金说。
“那你为什么不笑呢？”
“我这不是笑哪吗，”弗金说。“怎么说呢？我内心在笑。”
他做出极其严肃的表情，皱起眉头。
“可怕吗？”
“太可怕了！”
“可事实上这时我内心正在笑。”
“你撒慌，你不是累了，”她突如其来地说。“你大概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你怎么知道？”
她耸了耸肩膀。
“喂，把你的票给我。”她接过票来看了看。“你的事儿，一切都会好的。”
“你怎么知道？”
“你手里是一张有好运气的车票。你把它保存好吧。”
“一定。”
“你会一切顺利的！”
“那就太谢谢了，如果是这样。”
“下一站海燕电影院，”女售票员报了一声站名，轻声笑了起来，因为车里已经没人了，用不着给谁报站了。
两个人都沉默起来。
“明天我要好好睡一觉。歇班。晚上去看电影。”她小声哼起了一个什么曲调。“这是电影《渴》里面的插曲。‘我和你天涯海角各一方……’你没看过吗？”
“没有。”他细心地看着车票。
“海燕电影院从明天起演这个片子。”
“没有，没看过。”
又是一阵沉默。
“车要回场啦，”司机探出头来说。
“他这是怎么啦？”女售票员奇怪地说。
弗金站起来。
“再见吧，卡佳，”他向她伸出了手。
“没有男人先伸手的，”她不好意思地说着，握住了他的手。“按规矩不兴这样。”
“管它的呢，”弗金一面往车下走一面说。“你是个好姑娘。”
“你这才发现哪？”卡佳的脸涨得通红，马上皱起了眉头。
“好姑娘，”弗金又说了一句。“再见。”
“祝你走运，”她点点头说。
“谢谢。试试看。车票在我这儿。”
他下了车。电车向车库驶去。
谢尔盖把裤子铺在桌子上熨着。他的脸刮得很干净，头发梳得很整齐。身上穿着一件雪白的衬衫。
薇尔卡在整理她的书，把它们摆在新做好的书架上。库兹米奇帮着她。
母亲在桌子旁边坐着，一面喝着茶，一面读书。
“幸亏你们有我这么一个人，”薇尔卡唠叨着。“要不然你们可就全都完了。”
“妈妈，我们可真有福气，”谢尔盖说。
“哪儿来的这么多《红与黑》？整整三本，”薇尔卡耸了耸肩膀。“喂，谢廖沙，送给你一本吧？你不是没读过吗？”
“给我吧。”
“我们这位谢廖沙只从电影里看古典作品。”
“对。这样省点事。思想内容也清楚得多，”谢尔盖不理睬薇尔卡的讥讽。
“多么现代化的人，”薇尔卡冷笑了一声。“象青年咖啡馆一样。”
“我妹妹常去青年咖啡馆！”谢尔盖慢慢地推动着熨斗。
“那你常去哪儿呢？”
“去天文馆。”
母亲抬了一下眼睛，然后又聚精会神地读起书来。
“噢，这么说，你常去天文馆？”薇尔卡把一摞书搁在一旁，又开始理另一摞书。“你在那儿看见了什么呢？”
“通古斯陨石的秘密，”谢尔盖冷淡地回答，他已经开始对这种谈话感到厌烦了。
“依我看，最大的秘密就是你那位女朋友。”
“薇尔卡，你干吗老纠缠他？”母亲忍不住插嘴说。“他急着走，他没工夫。可你老缠着他絮絮叨叨。”
“噢，当然啦，急着走，没工夫。人家的事多着哪。人家正在解决一个复杂的问题，就是往哪儿住？”
“是吗？”母亲抬起头。
“是的，”谢尔盖有些发窘，他看了薇尔卡一下。
“我想，既然你跟我说了，这也就不是什么秘密了，”她平静地迎着他的目光说，然后又弯下身去理书。
“可难道……”母亲要说什么但又不说了。“不管怎么说，这不关你的事，薇拉。”
“当然，不是我的事，也不是你的事。你不说话。你怕他面子上过不去，是不是？”
“我走了你们总会宽绰点，”谢尔盖说。
“就这样我们也不挤。”薇拉继续整理着书。
“你跟维克多要结婚了……你们也得有个住处，不是吗？”
“我们不需要。维加一毕业，我们就走。”
“他们打算在哪儿住，薇拉，这是他们的事，”母亲说。“他们有权利决定他们怎么住更合适。可你从来没对我说过你打算走啊？”
“可是，妈妈，我想过，这本来就……”
“我明白，”母亲平静地说。然后又转过来对谢尔盖说：“为什么你不愿意把她带到咱家来认识认识呢？”
“我会带她来让您看看的，妈。”
“用得着吗？”薇拉说。
“你住嘴！”谢尔盖沉下脸说。
“薇位！”母亲产厉地说。
“哎哟，我的老天爷！”薇拉一下子坐在地板上，靠着高高的一摞书。“书多，这很好，可净是些没用的……要这个干吗，你看这是一九三六年版的《解析几何原理》！要不，干脆把它扔了？真要命！”
“我可宁愿留着它，”母亲说。“这是你爸爸的书。”
“哟！”库兹米奇惊叫了一声，把薇尔卡递给他的一摞书掉在地板上。
“瞧你这个利落劲！”薇尔卡用手指弹了一下他的后脑勺。“真是个帮忙的人！”
“我没留神……”库兹米奇难为情地嘟哝着，弯下腰去拣书。“哟，这是什么？您瞧！”他惊奇地说。
“什么？”
“好象是什么票，”库兹米奇说着从地板上拣起从一本书里掉出来的两张小卡片，上面打着许多小格，印着数目字。
“是证，”薇拉纠正他说，然后接过卡片，走近桌子。
“你们从哪儿翻出来的？”母亲看见这些卡片，脸色刷地一下子变白了，她问。
“从这儿，”库兹米奇拿着一本书说。“在这本书里夹着来的。”
“我的天哪，怎么会呢？就夹住这儿来着？”
“一九四一年十月份的，”薇尔卡念道。“这简直是考古新发现，妈！可以给晚报写个报道了。”
“职工供应卡……”库兹米奇念道。
“那是我的，”母亲说。“我们在军医院里按职工供应。”
“这张儿童的呢？”薇拉问。“这是我的吧？”
“那是你哥哥的！那时候还没有你哪。”母亲站起来，走到书柜前。“真蠢，我怎么会把它们夹在这儿了呢？唉，唉！看，差不多整两旬没领！这是多少面包啊？”
“让我们来纪念一下这些供应证的二十周年吧。可尊敬的供应卡啊！”薇尔卡说。
“没有什么好笑的，”母亲说。她仔细地观看着卡片。“弄丟了它，当时我和谢廖沙怎么过那半个多月的生活啊。搁到现在你们根本不能理解，没法让你们明白。”
“那您是怎么过来的呢？”薇尔卡问。
“就那么熬呗，”母亲说。“靠吃上豆。”她把卡片拿在手里，又仔细地端详着。“夜里我得上军医院去值班，白天就上城外去挖土豆。”她沉默了一会儿。“那时候是当兵的用汽车顺便杷我带去，那是在斯霍德尼亚附近。当兵的们在那儿挖战壕，我去挖土豆。”妈妈又沉默下来。
“后来呢？”薇尔卡小声说。
“我记得，那时候我一点也不害怕，”母亲微微一笑，“只想着我们把供应证弄丢了。后来有一回可把我吓坏了。当兵的们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天已经黑了，我挖着土豆，冷得厉害，到处是泥，我不停地哭啊，叫啊。后来我就往回走，走啊走，也不知道德国人在什么地方，也许，他们已经到了我前边了？口袋又那么重，那么湿，可怎么也不能把它扔了呀，谢廖什卡还在家饿着呢，给他吃的东西一点也没有，家里什么都没有。好不容易回到莫斯科，街上空空的，只有巡逻队。我急急忙忙喂谢廖什卡吃了东西，马上赶着去军医院上班。就在那天夜里，我不在家的时候，你爸爸回来了，他直接从战场上回来，准了他两个钟头的假。”
母亲看了看谢尔盖，他正把上衣穿在白衬衫外面。
“他连叫醒你都没有，”母亲说。“吻了吻你，就走了。”
“吻我了吗？”薇尔卡问。
“那时候还没有你呢。”
“为什么？”激尔卡一下子没弄明白。
“没有你就是没有你！”母亲又沉默了一会儿。“最后一次我看见你们爸爸，那是在四三年的冬天。他从军医院出院以后在家呆了一个星期。”
母亲看了看薇尔卡，这时薇尔卡才明白母亲在想什么，她微微点了一下头。
“咳，真见鬼！”谢尔盖悄悄地嘟囔说。
“怎么回事？”
“领带怎么也系不好。”
薇尔卡走到谢尔盖跟前，默默地给他系领带。
“小心点，勒死啦。”他扭着脸说。
“把脖子吃得这么粗，”薇尔卡说。“就欠一天限你四十克大麦米。你长这么粗一个脖子干吗？”
“系领带呀，”谢尔盖嘟囔着。
他们俩谁也不看谁。只是无意中薇尔卡用生气的目光瞥了他一眼，然而从这一瞥中还是可以看出，她是非常心疼他的。
母亲默默地坐在桌子旁边，陷入了回忆。
“我走了，妈，”谢尔盖说。“奥尔嘉·米海依洛夫娜！”
“啊？”母亲抬起头来。“你不会回来得太晚吧？”
“不会太晚。我走了。”
“我也走了，”库兹米奇说。“再见。”
“再见。谢谢你帮忙。”
“不用谢，”库兹米奇正正经经地说。
他走了出去。
薇尔卡对着镜子理了理弄乱了的头发，从镜子里她看见母亲走到柜橱前，从抽屉里拿出一小叠纸，又返回桌子旁边。
房间里静悄悄的，只有钟摆嘀嗒嘀嗒地响着。
薇尔卡转过身来。
母亲坐在桌子旁边，翻看着那些纸片，她的脸上表情十分严肃。
薇尔卡立刻想到了那些纸片是些什么。她走到母亲身边，搂住她的肩膀。于是他们一起默默看着那些杂乱的、潦草的铅笔字迹，一个母亲和一个女儿，两张脸很相象，就象一对姊妹似的，在临近傍晚的房间里。
那些纸上写的是：
“……简直没法写信——现在正在打炮。你看，象每次一样，我选择了一个最合适的时候给你写信。我们这里有许多莫斯科人，有不少我们大学的同学。有一个你认识——季姆卡·索洛维约夫。有一回他到咱家来跟咱们一块儿过十月革命节，你还记得吗？奥莉娅，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会蹲在战壕里给你写信。不过，说老实话，有时我也想过。只是我不能想象到法西斯强盗能打到离莫斯科这么近。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活着回去，但是我确信，莫斯科一定会坚持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一定能坚持下去。你不要认为我是在说漂亮话，我们不常用这样的语言说出来，但我们始终是这样想的。就写到这里吧。吻你和谢廖什卡。炮火准备结束了。我们就要冲锋了。”
传来低沉的克里姆林宫的钟声。那声音渐渐传播开来，从红场向热闹的高尔基大街传来。
在这星期天的晚上，弗金独自一个人在喧闹的人群中走着，这看起来让人有点奇怪。他漫无目的地在售书亭旁伫立了一会儿，又心不在焉地听着一群小男孩在打猎用品商店的橱窗旁指手划脚地说着什么。
他有点不象平时的弗金了。他脸上没有笑容，他甚至没有注意到迎面来的姑娘们投向他的目光。
他在露天咖啡馆旁边站住。好象有一张桌上是谢尔盖……不是，他认错人了……
弗金环顾了一下四周。他这样走了多长时间了？他站在电车站上。一辆电车由远处驶来，停住。电车对弗金毫无用处，他哪儿也不急着要去。但是，突然他在第二节车厢上看到了熟悉的三个7字。弗金一下子跳上了车门踏板——电车已经开动了。
他走进车厢，忽然呆住了……。
在通常是女軎票员站立的地方，放着一个自动售票机。乘客们把硬币扔进箱子里。
弗金也扔进一枚硬币，撕下一张车票，沉默了一阵。然后他自言自语地说出声来：
“是啊……技术进步了。可是技术不能代替活人。”
阿妮娅的房间里非常热闹，放着磁带录音机，有人在跳舞。桌子被挪在一边。有一条狗迈着徐缓的步子，在客人中间来回走动。
“我祝贺你，”一个个子高高的漂亮姑娘举着酒杯走到阿妮娅面前说。
“我也祝贺，”身材也是高高的、穿着深色上衣的大个子男青年随声接着说。“可为什么我们在这儿，为什么不去国民饭店呢？自己家做果酱包吗？”
“你跟他一块儿去国民饭店还没去腻吗？”阿妮娅问那个高身材的姑娘。
“那你们去哪儿呢？”一个青年对谢尔盖说。
“我们去容易逃掉的地方，”阿妮娅说。
“那是什么地方？”一个年纪很轻的男孩好奇地问。
“你要知道这个还早点，”一个不修边幅的青年说，然后他转过脸对大家说：“在什么地方都能逃掉，除非是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里。”
“早在去年我就想出了这个，”一个衣着讲究的年轻人说。
“十一月七号，”陪他在一起的姑娘说。“在你的生日那天。”
“我提议为阿妮娅的父母干一杯！”一个头发蓬乱的年轻人插话说。
“为父母我们不喝，”阿妮娅一面走着，一面不客气地说。
“为什么这样？”头发蓬乱的那个年轻人惊讶地问。
“你们只当我们是被遗弃的孤儿吧，”阿妮娅说。“谁会为被遗弃的孤儿的父母干杯呢？”
“父亲和母亲对孩子负有一切义务，孩子对父母什么义务也没有，”那个不修边幅的青年对那个身材高高的傲慢姑娘说，而这个姑娘吸着烟没有说话。
“我真好，”一个头发梳得光洁的漂亮姑娘说。“我根本就没有父母。”
“孤儿，”陪她在一起的小伙子说着笑了起来。
“你的父母在哪儿？”谢尔盖一边给她斟酒一边问。
“在很远的地方，”姑娘说。
“应该经常去看望父母，”不修边幅的青年对傲慢的姑娘说，“并且找他们借一点钱。”
那个姑娘沉默不语。
“莫非我的女儿将来也会这样对待自己的父母吗？”头发蓬乱的那个青年问。
“你的女儿几岁了？”衣着讲究的青年问。
“快一岁了。”
“幸福的父亲，”衣着讲究的青年干笑了一下。
“多么幸福，幸福得都让人看着难受。你要是愿意，我和你分享这份幸福好吗？为什么你们还没有孩子呢？”
“你们有孩子吗？”不修边幅的青年问傲慢的姑娘。“我们没请保姆，我们轮流看着我们的女儿，”头发蓬乱的青年说。“这哪是女儿，这是苦役。”
“听说要是一胎生三个孩子，就给分配一套单独的住宅，”那个漂亮姑娘说。
“这样你就能摆脱父母罗，”不修边幅的青年说。
“不，”那个头发蓬乱的傲了父亲的青年说。“难道你能算计得出来一胎生几个吗？根本不能！”
“瞧，这位将来要成为一个大家族的父亲，”阿妮娅搂着大个子的青年说。
“干吗？”大个子青年问。“我已经有房子了。”
“多尔高鲁基要来，你知道吗？”衣着讲究的青年问阿妮娅。
“他答应过的，”阿妮娅说。
“谁？”身材高高的姑娘说。“从哪里来？”
“从那儿，”不修边幅的青年说。“直接到这儿。”
“一切都象去年一样，”阿妮娅对身材高高的姑娘说。“或者象十一月七号一样。或者象新年一样。只是没有圣诞树。”
“我从来就不过生日，”不修边幅的青年说。“有的是借口可以这么喝喝酒。”
“喂，你们！”阿妮娅对大家说。“想点什么有意思的玩法！”
“让我们来干杯吧！”剪着短发的男孩鼓足勇气提议说。
“苦闷，这是一个有思维能力的人的正常状态，”不修边幅的青年对傲慢的姑娘发着议论说。“应该承认这一点也就是了。”
“我来给朗诵一首诗歌，”做了父亲的青年提议说。
“关上录音机，”阿妮娅说。“你朗诵吧！”
“人们念的诗我都听不懂，”漂亮姑娘说。
“要不就朗诵一段寓言？”做了父亲的青年问。
“阿基米德杀了一只羊：这段寓言里没有寓意，”不修边幅的青年突然大声朗诵着。
“这也是我已经想出来过的，”衣着讲究的青年说。
前室里响起了铃声。
一个身材高大壮实的、满脸大胡子的人走进房间来，他穿着大衣，里面是一件粗条纹的厚绒线衫，手里拿着一大包东西。他嘴里叼着个烟斗。
“这是谁？”傲慢的姑娘懒洋洋地问不修边幅的青年。
“多尔高鲁基，”他不动声色地说。“尤里·多尔高鲁基（注3）。”
姑娘正想表示惊冴，大家忽然非常热闹地喊叫着欢迎进来的这个人。
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三个人：其中的一个是奥列格，就是阿妮娅的前夫，他带着一个年轻女人。
大胡子举起一只手，好象是在让人们不要欢呼，阿妮娅马上连蹦带跳跑到他面前，他温柔他吻了她一下，然后不脱大衣就走到每一个人面前，一面伸出他那只大手，一面说：
“我叫尤拉……尤拉……尤拉……”
“把大衣脱掉，”阿妮娅对他说。“我们这儿都腻烦得没法了。”
尤拉拿来的大包里包的原来是一双地道的草鞋，还有一大铁罐带皮的热土豆。阿妮娅立刻脱掉自己的皮鞋，穿上了草鞋。
土豆大受欢迎。
“真带劲！”阿妮娅说。“您从哪儿弄来的上豆？”
“从大都会饭店，”奥列格说。“专门订做的，家常铁罐俄式土豆。”
“是尤拉想出来的主意？”漂亮姑娘问。
“是尤拉，”奥列格说。
“真妙！”姑娘说。“真有意思！”
“脱掉大衣吧！”阿妮娅说。
“不行。还有三家必须得去。连工作都没工夫做了，”尤拉摊了摊双手，然后轻轻推了推和他一起来的一个人说：“走吧！……”
于是他们俩走出了房间。
“把土豆倒在桌子上！”阿妮娅发号施令地说。
一个人端起铁罐，把土豆倒在光滑的棕色桌面上。土豆很烫，大家都用小茶匙往起拿，拿在手里剥一剥皮，又在手掌里翻动几下。
“为什么你一晚上都不说话？”漂亮姑娘问谢尔盖。
“这儿的人我差不多谁也不认识。”
“这样更好，”姑娘说。“跟自己的人在一块儿往往没意思。”
“我们这儿都是自己人，”不修边幅的青年对傲慢的姑娘说。
“你怎么样？”阿妮娅问奥列格。“又出差了吗？”
“你还能问点别的吗？”
“问什么呢？”
阿妮娅的母亲推开门张望了一下。
“谢廖沙，你的电话，”她没有走进房间，在门口说。
谢尔盖走到走廊里。听筒放在一个搁架上。
“喂，”谢尔盖说。“斯拉夫卡？是的，是我。你大点声说，我什么也听不见。什么？……我看你说得太玄了……嗯……柯尔卡大概是头一次没回家过夜。会好的……对，我这样认为。用不着。好啦，再见。”
他挂上听筒，走进房间，站在门口吃惊得呆住了。
那个身材高高的漂克姑娘在长条桌子上，在那些酒杯、碗、碟中间来回走着，什么也没有碰倒。她象时装模特儿似的来回走着，轻盈地、随便地停住，转过身子，微笑着。
磁带录音机里奏着一个慢步的舞曲。姑娘随着音乐的节拍走着，那个不修边幅的青年站在旁边当解说：
“样式是秋冬两用的。用薄毛料子制怍的女服，适用于舞会、宴会和各种典礼仪式。配上同一颜色的雅致的围巾显得非常谐调。线条是现代式的，一些平褶从领口直到腰部。”
那个年纪很轻的男孩现在已经完全醉了，他只看见两只细高跟的长长的女鞋在眼前晃动，一点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姑娘一眼看见了谢尔盖，便从桌子上跳下来。
“开始跳舞！”她高声说。“咱们跳舞吧？”
“好吧，”谢尔盖说。
他们跳起舞来。
奥列格和阿妮娅跳；阿妮娅穿着草鞋显得特别矮小。
“我有一回在新闻片里看见过时装表演，非常象，”谢尔盖说。
“我就是时装模特儿，”姑娘说。
大个子青年和打扮得整齐的姑娘跳，这使她很高兴。衣着十分讲究的青年则正和做了父亲的青年、不修边幅的青年在交谈着什么。傲慢的姑娘默默地听着，笔直地坐在那里吸着烟。
“你可以告诉我你的电话号码吗？”大个子青半一面和打扮得很整齐的姑娘跳舞，一面说。
“我已经结婚了，”姑娘说。
“我又不是向你求婚，只不过是问你的电话号码。这么吧，电话号码开头的字母是什么？”
“是K，”姑娘说。“再往下我就不能告诉你了。”
剪着短发的男孩坐在电唱机旁翻弄着唱片。忽然他把磁带录音机的声音拧低，然后说：
“安静点！这儿有一个你们意想不到的好玩意儿！准比草鞋和土豆还带劲儿。”
他关掉磁带录音机，放上一张唱片。唱片已经很旧了，发出了咝咝的声音。
“鸭子飞呀，飞呀，”一个无伴奏的女声唱着，“还有两只鹅……”
“啊，我爱的人，爱的人，等也等不到……”突然那个时装模特儿用有力的嗓音随着唱了起来。她坐在窗台上，从头到尾唱着这首很长的歌曲。电唱机立刻被关掉了，于是只听她一个人唱着，她的声音十分圆润和相当低沉，只在需要的地方才提高嗓门。她自己被这歌曲的忧伤缠绵的歌词所感动，眼晴里噙满泪水。但是她终究没有哭出来，一直唱完了这首歌，仍旧坐在窗台上，仿佛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朴实的俄罗斯小姑娘。
“你们看，”不修边幅的青年说，“这么一来我们就什么都全了：草鞋、土豆和古老的喜歌。只欠狗熊和吉普赛人了。”
在时装模特儿唱歌的时候，有人已经把土豆用一根细绳穿起来，做成一个圆环，这时人们郑重其事地把它给阿妮娅戴上。磁带录音机又重新唱了起来。
“咱们跳一会儿吧？”阿妮娅对谢尔盖说。
“不！”谢尔盖说。他坐在桌子后面没动。
阿妮娅戴着这个土豆串成的圆环跳着舞。一不小心，细绳断了，土豆滚了一地。不知为什么竟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喂，咱们为什么干一杯？”不修边幅的青年向谢尔盖说。
“为土豆干杯，”谢尔盖说。
“那还不如为蔓菁干杯呢。”
“我要为土豆干杯，”谢尔盖再一次说。
“你不想为土豆说点什么祝酒辞吗？用诗的形式？”
“爱情，这当然不是土豆，”做了父亲的青年突然用朗诵的调子说了一句，但是立刻憋住了，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了。
谢尔盖用手掌猛地拍了一下桌子。
大家都莫名其妙地看着他，房间里立刻静了下来，只有磁带录音机还在放着。
“为土豆干杯，”谢尔盖说，然后一口把酒喝干，大家缄默不语地看着他。
“这叫做击鼓干杯，”不修边幅的青年说。“有经验的演说家可以把桌子击穿。”
“我不明白你想说的是什么，”阿妮娅走到谢尔盖跟前。
“我明白，”衣着讲究的青年说。“我猜想到了。”
“你明白什么啦？”谢尔盖问。
“除去一切详情、细节、解释、赌咒和发誓的话，所有这一切就土豆而发的各式各样的思想，我认为可以叫做克瓦斯式的爱国主义。”
“什么？”谢尔盖反问道
“克瓦斯式的。从‘克瓦斯’这个词引申来的。这些是不能认真对待的。”
“这些也许是的。可什么是能够认真看待的呢？”谢尔盖问。“什么是能够认真议论的呢？”
“得了吧，你趁早别充当社会良心代言人的角色。”
“算了，别装傻了，”谢尔盖说着站了起来。“我也会这么说话。我们大家都会这么说话。往下怎么样呢？”
“那么你有能够认真看待的东西吗？”衣着讲究的青年问。“对这一点你能给我一点什么回答呢？”
“如果没有认真看待的东西，那么，也就根本没有必要活着。也许你不同意？”
“这是一个挑衅式的问题，”衣着讲究的青年冷笑了一声。“这个问题也可以拿来问问你。”
“我可以回答，”谢尔盖说。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低低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我认为，革命、《国际歌》、三七年、战争、那性活着的和牺牲了的战士、以及象我们大家差不多都没有了父亲这样一个事实，还有在饥饿的岁月救了我们的命的土豆……这些都是应该认真看待的。”
“那你到底怎么看待蔓菁呢？蔓菁！你到底也没有回答我呀？”不修边幅的青年问。
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被那个打扮得整整齐齐的姑娘打了一个耳光，她打完之后就哭起来，走到房间角落里去。
谢尔盖穿上上衣，什么也没有说就走了出去。大家缄默无言地看着他走了。
“你干吗要说这种卑鄙的话？”衣着讲究的青年问。
“我是无意识的，”不修边幅的青年苦笑了一下说。
阿妮娅冲出去追赶谢尔盖。
其他人仍旧在房间里。打扮得整齐的姑娘在角落里哭泣。人们都默默无言地坐着，大个子青年在沙发上睡着了，时装模特儿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磁带录音机还在唱着。
谢尔盖从楼门口走出来，随后又走出来几个青年。过生日的活动不知不觉中自动结束了。
阿妮娅在楼门口送别客人。她只穿着一件连衣裙。她向谢尔盖喊了一句什么，但他没有听清。
稀疏地落起雨来。
“回去吧，”谢尔盖喊道。“小心感冒了。”然后就头也不回地沿街大步走去。
剪短发的青年和谢尔盖并肩走着。他们默默无言地走着。
“完全对，”剪短发的青年说。“我早就想给这个瓦洛吉卡一个耳光的。”
“那你就给吧，”谢尔盖若无兴事地说。
“你往哪边走？”青年问。
“往地铁那边。”
“我也是。”
夜间的街道上没有行人。一根根白色的日光灯管仿佛就那么凭空悬在空中似的。
窗外下着毛毛细雨。雨点一个劲儿地敲打着玻璃。谢尔盖坐在自己家里。妹妹在旁边床上睡着。他一动不动地坐着，双手托着头，眼睛望着桌子。
雨点继续敲打着窗子，单调无味地、连绵不断地。
突然有几滴水点落在报纸上。
谢尔盖颤抖了一下。
一只穿在军大衣的湿淋淋袖子里的手扶在桌子上。
谢尔盖抬起头。
在他面前，扶着桌子站着一个士兵。容貌是年轻的、疲惫的，头上戴着钢盔，身上穿这湿淋淋的军大衣。
谢尔盖想站起来，但是士兵对他说：
“坐着吧！”他自己也坐下来。
他们面对面地坐着。
“瞧，你长这么大了，”士兵说，然后他看了一眼睡着的姑娘问：“这是你的妻子？”
“不是，是妹妹。”
“妹妹？”士兵反问了一句。“她叫什么？”
“薇尔卡。”
“薇拉，”士兵重复说。“你妈在哪儿？”
“值班去了。”
“你也工作了吗？”
“工作。”
“你听我说，我认来没想到过我会有你们这样两个孩子。你多少还记得我一点吗？”
“我原来以为你应该年纪更大些，”谢尔盖说。“你们都是那样……”
“我们那时就象你们现在这样，”士兵说。
“你来得正好，”谢尔盖说。
士兵仔细地看了看他。
“你怎么了？”士兵又“你能告诉我吗？”
“能。我正希望你给我说清楚很多很多的事。”
“我能给你说清楚什么呢？”
“一切。我对你比对任何人都信任。你知道，我正需要好好跟你谈谈。我现在的情绪坏透了。”
“小点声！”士兵“你会把同志们吵醒的。”
谢尔盖回头一着。
他周围已不是他自己的房间，而是掩蔽部里的通铺，在这木板铺上横七竖八地睡着很多士兵，有浅褐色头发的、有黑头发的、有短头犮的，他们深沉地、疲惫不堪地睡着，但他们的脸在睡梦中却显得那么年轻，甚至是孩子气的，好象还没有用刮脸刀碰过的。
“他们还活着吗？”谢尔盖问。
“不知道。我只能告诉你那些比我先牺牲了的。看，他，还有他，还有这个……”
士兵们睡着，在睡梦中他们的脸是安详的。
“他们全是在那天早晨牺牲的，”士兵说。“一清早，五点钟左右，在冲锋的时候。”
“你呢？”谢尔盖说。
“我是第二天被打死的，也是在早晨，也是在冲锋的时候。从夜里就下起了雨，那是秋天。”
“可怕吗？”谢尔盖问。
“很可怕。”
熟睡的士兵们的脸是疲倦而安详的。
“我们跑着穿过一片树林，”士兵说，“我们喊叫着。旁边的同志不断地倒下去。我们还是不停地向前跑。在树林里总是弄不清楚子弹是从什么方向射来的。”
睡觉的士兵中间有一个人醒了，他轻轻地唤醒另一个士兵。他们开始穿好衣服，蹬上靴子。
“你知道你给打死了吗？”
“不，我以为我能活过来。可是后来我才明白不行了，完了！别的同志继续往前跑，我不知道谁跑出去了。”
他们俩慢慢地举起茶缸。
他们俩默默地互相注视着。
“我为你干杯，”士兵说。
“我也为你干杯。”
他们一口喝干。把缸子碰到一起。
“我真愿意那时候跟你一块儿跑，”谢尔盖说。
“不需要。”
“需要什么？”
“活着。”
“活着。可怎么或者？怎么生活？”谢尔盖说。
士兵站起来，回头看了一下。另外两个士兵正在掩蔽部门口等着他。
“你多大了？”士兵问。
“二十三。”
“可我才二十一。我能告诉你什么嗯？”
他站起来，戴上钢盔，扶正了冲锋枪。
掩蔽部不见了，四周依们是谢尔盖的房间。
“你走吗？”
“是的，我该走了。”
“爸爸……”谢尔盖用非常非常低的声音说。
“我走了，”士兵说着，带着鼓励的神情摆了摆头。
他的脚步声在楼梯上逐渐消失了……
谢尔盖仍旧坐在窗子旁边。
雨停了。在楼下面，被雨淋湿的柏油路闪闪发光。
城市里万籁无声。
就在这个清晨的时刻，他们踏上了拂晓的街道——三个青年，三个卫国战争的士兵。他们的手平稳地扶在冲锋枪上，晨风掀动着他们的斗篷。他们的脚步在一片寂静中荡起了低沉的回声，在十字路口上，信号灯放射出绿色的光芒，放他们通行。
他们就这样伴随着黎明走进正在醒来的城市，永远留在这里。
新的一天开始了。街上渐渐热闹起来。人们忙着各自的事情。
谢尔盖一边走着一边扣上大衣的纽扣。
弗金在卖纸烟的售货亭前停下来。
斯拉夫卡在街角同妻儿挥手告别。
象往常一样……象每个早晨一样……
他们夹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走着，急匆匆的早出的行人用肩膀碰撞他们，仿佛彼此推拥着前进。
已是十一月底的天气，刮着冷风，在寒冷的空气中飘舞着初降的雪花。
然后三个朋友站在人行横道边上，等待汽车驶过。
然后他们各按自己每天早晨的路线分别走去。
他们各自按自己的方式思考着自己的事情，而同时也思考着同一件事情。
“……最可笑的是，我认识他们俩已经这么久了，甚至想不起来我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了，大概有十五年了吧，”弗金在朝一辆电车走去的时候这样想。“不管发生什么事倩，我们将在一起，永远在一起。这是很好的，我不需要别的什么了。”
雪越下越密，纷纷的大雪片漫天飞舞。
“……我比你们俩处境困难些，”斯拉夫卡向地铁走去的时候这样想着。“这很明显……但是，我感到非常幸福，因为除了家庭之外我还有……有你们俩……每天如此，终生如此。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永远和你们在一起……这一点你们是知道的……”
雪得更密了，象一层厚厚的白色幕布遮盖住四周。
“……当你不感到孤独，而有东西可以信赖的时候，这是很好的。”谢尔盖在匆忙地走向公共汽车，顺路给迎面走来的一个青年对火吸烟的时候这样想着。“每天早晨醒来，心中明白地知道这一天开始得有价值，这是很好的。我多么想看见你们，我的朋友……我在这人世上有你们这样的朋友……我们生活在这里，这是我非常珍视的……”
也许，那个向谢尔盖对过火的、现在正和别的行人一起沿街匆匆走去的青年也是这样想着的。
也许，那些在这清晨时刻匆匆穿过红场的行人当中，有一个人也是这样想着的。
“生活在别的什么地方我们都不愿意。不管我们有时候会遇到怎样的困难，我知道：我们没有任何比这更宝贵的东西。这一切是我们的。唯一可能的。我们将永远忠于它。我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这时，从斯巴斯基塔楼下的门洞里走出一队背着步抢的年轻士兵，他们迈着整齐的歩伐，沿着清晨的广场，踏着洁白的初雪，走向列宁陵墓。
在塔楼上巨大的黑色表盘上，巨大的金色指针正好上下垂直。
在寒冷的空气中响起了低沉的钟声。克里姆林宫的钟声报告着换岗的时刻。
新的一天——星期一，一周的第一个工作日——开始了。
（全剧终）
注释：
注1：这是弗金在默诵普希金的诗句，下同。——译者
注2：埃利希·玛丽亚·雷马克是著名小说《西线无战事》的作者，这部小说中描写了三个共患难旳朋友。——译者
注3：这个姓名与古代莫斯科奠基者完全一样。——译者
（译自《施帕利科夫选集》，苏联艺术出版社，莫斯科，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