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发生

本文发表于《环球银幕》2021年10月号。未经授权，严禁在任何平台以任何形式转载。

离朱利亚·杜古尔诺的金棕榈只过了两个月，就又有一位法国女导演问鼎欧洲三大——以奉俊昊为首的威尼斯主竞赛评委会将今年的金狮奖颁给了奥黛丽·迪万的《正发生》。本届另一位评委中国导演赵婷，去年以《无依之地》获同一荣誉。所以迪万不但与杜古尔诺完成了女导演的第一个戛纳威尼斯背靠背，还与赵婷完成了女导演蝉联金狮。

黎巴嫩裔的迪万最初是文字和电视记者，后来开始写小说和剧本。月初走在丽都红毯上的时候，她最近的一部编剧作品《北区侦缉队》还在法国院线上映。也许是新闻记者的底子，迪万的诸多作品都以真实事件为基础，其中包括她的第一部导演作品 Mais vous êtes fous（2019）。这是一部涉及毒品问题的家庭片，从故事到视听都了无新意，但完成得相当扎实，很难想象导演竟不是电影学院科班出身。

这个优点延续到了她的第二部作品，《正发生》从拍电影的手艺上来说是部上乘之作，但评委们对它的青睐与主题的政治性脱不了干系。影片改编自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的同名自传体小说，讲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女大学生安在意外怀孕后试图堕胎的故事。出身于外省下层家庭，完成学业是天资聪慧的安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而意外怀孕则打乱了一切，威胁着她的人生规划。1975年著名的韦依法案通过前，法国基本上禁止人为终止怀孕，进行人工流产会招来牢狱之灾。安只好在正规医疗体系之外寻找堕胎的机会。

六十年代性解放运动前保守的校园中，早慧的安在性事上已经比同龄人早熟，并因此受同学排挤，孕事更是无处倾诉。闺蜜在震惊之下因害怕而拒绝伸出援手，最好的男性朋友竟想趁机占她便宜，把怀孕当作天然避孕。孩子的父亲虽支持她堕胎，但基本帮不上忙，不知是不能还是不为。总之，怀孕根本上是一个女性事件，它只发生在女性的身体中，改变甚至重塑着她。

片中有两处对堕胎过程的直接呈现，一次是女主人公在宿舍里DIY，另一次是一位地下堕胎者为其施术。这些手段都很危险，不能像医疗体系内的手术一样保证卫生安全，更没有麻醉，全靠忍痛。威尼斯媒体放映时，有记者因此晕厥，被抬出场外。其实导演的尺度不算特别骇人，反而非常克制，符合当时的客观环境。四比三的画幅可能让观众无处遁逃，但手持镜头尽量保持静止，没有任何音画渲染和夸张的表演。也许这种贴近真实的拍法更让人感同身受，从而产生生理反应。迪万对苦难的处理在艺术上是高明的，又通过拒绝将苦难戏剧化，在道德上对受难者保持了最大的尊重。

影片也有明显问题。它要讲怀孕/堕胎、性观念和阶级问题，本来是很好的搭配，但在这一主二辅三条线索之间切换时显得非常笨拙，有些刻意为之。与堕胎不直接相关的辅助场面拍得有些犹豫，得靠观众脑补来圆其内在逻辑。此外，与众多同类电影一样，时间选在堕胎合法化之前，看似与当下现实遥相呼应，实际上也是一种避重就轻。

《正发生》虽然是一部好片子，但在今年威尼斯高质量的片单中，还是有些配不上头奖。它在堕胎题材中已无法脱颖而出，只能算是为这个已经汗牛充栋的主题添砖加瓦，并没有颠覆性贡献。在更广的女权视角下，它显得有些“古早”，比以女性凝视批判男性气质的《犬之力》略逊一筹。

【这是一篇简介+简评，杂志的要求。本来还想给澎湃写一篇深度的，但是懒癌犯了……】

1971年4月5日，一份由343名女性联名签署的请愿书刊登于法国杂志《新观察者》（Le Nouvel Observateur)，在这份请愿书中，她们声称自己都曾堕胎，由此呼吁修改刑法典，请愿堕胎除罪化。

1974年，时任卫生部长的Simone Veil极力推动堕胎除罪化。身为女性的Simone Veil在几乎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向男性占比极高的国会提案。

“没有任何一个女人会以愉悦心情去堕胎”

“今天那些反对这项压迫性的法律修改的人，有多少想过要帮助那些处在悲惨境遇中的女性；除了判断（堕胎是）错的， 又有多少人向那些年轻的未婚妈妈表达过理解和道德上的支持，而这些恰恰是她们最需要的。”

1974年12月20日国会最终通过了堕胎免罚的决议，1975年1月17日，法国政府颁布自愿终止怀孕法案，这标志着法国堕胎行为的合法化。

影片的时代背景则设置在仍未堕胎除罪化的60年代。意外怀孕的女大学生Anne随着孕期的增长而不得不面临着接踵而来的变故和心理上的压力。学业的岌岌可危以及性格的变化使Anne意识到自己已经在生活的轨迹上逐渐脱轨，为了重回正轨她必须选择堕胎。

由于在当时堕胎依旧是被法律严格禁止的，Anne想要堕胎的诉求自然是得不到正视与帮助的。

可以分享口香糖的闺蜜为了怕被拉下水便划清了界限；平日里仗义的男同学则认为怀孕的Anne就不需要考虑避孕措施所以意图不轨；表面上给予了Anne希望的男医生则“不认为堕胎是女人自己的选择”所以给了保胎的药物；导致自己怀孕的男友则心安理得认为这一切应该Anne自己一个人解决；情绪的暴怒非但没有被家人理解反而以一记耳光结束。

影片中Anne有尝试过自己动手解决，胆小的我屏住呼吸开启了倍速才看完。或许这样的疼痛是无法感同身受的，但那种绝望时想要抓住一根稻草的感觉，那种在得知自己没有成功后的失落，在我心里留下来强烈的共鸣。

“女性题材很容易拍成恐怖片，那是血淋淋的恐怖，那是真实发生过的恐怖。”

最终Anne得到地下诊所的联系方式，她卖掉自己的物品，筹到了400法郎，在极限的第十二周做了第一次堕胎手术。

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那种一个果实在体内枯萎的感觉无疑是对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折磨，谨遵医嘱，Anne适应短暂的不适感，她在感受生活逐渐回归正轨的预感。

她向老师坦言，自己感染上了“一种只会攻击女人的病，把她们变成家庭主妇的病。”

然而第一次手术并没有成功，她不得不做第二次手术。回到宿舍疼痛席卷，那个快要占据人生的不速之客终于离开。镜头扫过，那是女性的疼痛，那是恐怖片无法达到的恐怖效果。

Anne是“幸运”的，她最终被判定自然流产，不用担负法律责任，依旧可以回归校园继续学习。然而又有多少女性可以免于意外怀孕而导致的生活脱轨呢？

2022年1月28日，有一条微博上了热门。

“兔子的一生就只有一件事：忍住痛不要叫。”

是啊，现在想想，似乎从来没有听过兔子的叫声是如何，无论受到什么样的折磨迫害，兔子依旧没有叫出声。

很像是大部分女性不是吗？“忍一忍”“会过去”然而在漫长的忍耐后面对她们的依旧是生活的高难度模式。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有些话可以放在这：

“忍耐不是美德，把忍耐当成美德是这个伪善的世界维持它扭曲的秩序的方式。”

“温良恭俭让，温暖的是体液，良莠的是体力，恭喜的是初血，俭省的是保险套，让步的是人生。”

希望社会对于女性能够宽容，希望女性可以捍卫自己的权利，希望当下这些正发生的悲剧可以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过去式。

不要把自己的人生都让步。

2022年2月14日新补充：

以中国大陆为例：妇女有生育子女的权力，也有不生育的自由。

影片中对于女性的压迫是显而易见的，其实现实中也如此。我不认为女性在终止妊娠后还要接受道德的谴责和批判，事实上人流手术所带来的危害是很可怕的，已经经历过身体和心理双重折磨的女性不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

“有考虑过孩子的感受吗？”这句话请问男方，为什么不去做什么措施来避免呢？为什么不主动承担责任呢？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很轻松吧，反正上手术台的不是自己，遭受疼痛的也不是自己，怀孕过程中身体发生变化的也不是自己。

男人也太轻松了吧，射出来后如果不想承担责任选择逃避就可以了，一听说女主没做成功脸色立马拉下来了。

另：我不认为女性有性需求是什么可耻的事情，每个人都可以在道德和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满足自己的性需求，既然男的可以，那么女性也可以。

在去年威尼斯电影节上，《正发生》以毋庸置疑的优势拿下了金狮奖。影展结束后，我和朋友们一起讨论了这次影展最喜欢的电影：我最喜欢《正发生》，男朋友最喜欢《上帝之手》，gay蜜最喜欢《犬之力》。原因都只有一个——这三部电影对我们来说代入感太强了，而它们又恰好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性别视角，是他者难以体会的心境。作为女性，我喜欢《正发生》，因为它足够坦率地掀起了女性感想不敢言说的悲剧：捍卫我们的子宫，究竟要经历多少伤痛？

作为一部法国电影，《正发生》继承了同年夺得金棕榈的《钛》的真实、残酷、裸露和直白，在电影节展映期间，一名影评人甚至在观影过程中因为对某些镜头感到不适而当场晕倒，被救护车送去医院急诊。《正发生》叙述了一名意外怀孕的女学生安妮的经历，60年代的法国，堕胎仍然是一种违法行为，为孕妇进行堕胎手术，会让医生和孕妇都面临牢狱之灾。一如电影名《正发生》这三个字所阐述的那样，从安妮在笔记本上记录下第一个数字开始，怀孕的焦虑、女性的社会压力、来自外界的羞辱以及身体的痛楚，超越了电影线性时间和历史界限，影射在当代现实社会当中。

生育虽然说是一件普通人在二十多岁以后才会真正面临的问题，但是对大多数女性来说，她们早在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就已经被灌输了一种想法：长大以后，她们将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名妈妈，就像她们妈妈的命运一样。没有人会在女孩小的时候告诉她们，身为女性是否有选择成为妈妈的权利；在她们长大以后，是不是也可以拒绝成为一名妈妈。生育的代价和养育孩子应当具有的责任感在社会的审视下被刻意淡化了：它仿佛是每个女人按照人生轨迹过日子时必要经停的一个驿站，到了发车时间刷完票以后，人生才可以顺理成章地过下去。直到有一天，女孩的小火车终于行驶在了成为母亲的车道上，才会发现，生育事实上是一条深不见底的隧道，一旦试探性地打着灯开了进去，就再也没有变道的可能。

这就是为什么波伏娃说，“一个人并非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逐渐长成了女人”。

显然，怀孕过早地出现在了安妮人生列车的轨道上，她想要让自己的人生变条道。她本是文学系最出众的学生，渴望通过学习来改变命运，走出无产阶级家庭的困境；她沉溺于文学，留恋萨特和加缪畅谈自由的书页；在灯红酒绿的夜晚，她可以始终保持清醒地淌过那些渴望她的男人们，坚定地掌控自己的生活。安妮的目标很明确：为了能够继续学习，她必须要冒险堕胎。无论要经受多少身体上和健康上的折磨，她都渴望逃离，是因为只有这么一条道路，才能逃离整个社会为妇女设下的永恒不变的结局。

在电影伊始，导演奥黛丽·迪万将镜头近距离地靠近在安妮的身侧或者身后，观众始终只能看到安妮的背影或者侧脸，直到场景切换到安妮的日常校园生活时，观众才第一次真正看到了安妮的正脸。全片采用了大量这种四分之三的镜位，就像是用一种亲密朋友的视角伴随着她，让观众能够和安妮用同等角度审视生活。在女性电影中，观众通常站在一个评判者的位置，人们迫不及待地从女性电影中挖掘和现实社会关联的真相，批评它、讨论它，有时候，女性电影需要观影者具有一定的敏锐的洞察能力和同理心才能理解导演的意图；《正发生》在全片贯穿的这种从安妮主观视角出发的独特亲密镜头，无限放大了安妮的情绪感染力，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投入到了早孕学生在60年代封闭社会所面临的困境，安妮正在经历的，也是观众一起面临的。对于一部女性电影来说，最大的困难或许就是如何跨越性别障碍，让所有人都可以最大程度地站在女性的视角去看待她们所遭遇的一切伤害——《正发生》却做到了。

这也是为什么人们认为《正发生》是如此地真实又残酷。99年出生的安娜玛丽亚·沃特鲁梅饰演的安妮冷静、果断、隐忍。她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录自己怀孕的周期，一边毫不犹豫地一步步实施自己的堕胎计划，表现出了远超同龄人的勇气和沉着。她无法轻易地向他人寻求帮助，即便是亲密到可以共享同一快口香糖的好朋友，也不能接受她堕胎的决定。《正发生》用“少女怀孕”作为引子，揭露了一个女性在社会中常遭受到的多重压力——包括来自于同性本身的责难。安妮的密友前卫开放、毫不掩饰自己对情欲的渴望，却在精神领域囿于社会封闭的界限，对女性控制自己身体的想法不敢苟同，在安妮最无助的时候离她而去；导演选用了一场裸露的浴室戏来表现安妮和宿舍楼里其他女孩的争端，雾气弥漫下赤条条的女孩们像重装武士一样居高临下，每个赤裸的躯体都是命运相似的个体，同性之间的坦诚反而成为了弱点，她们用尖锐的语言刺痛安妮无所遮掩的软肋。女性之间的无妄恨意是看似柔软的花茎上的直白尖刺。

导演把安妮一步一步执行堕胎计划的过程用于推进电影的戏剧强度，每一次堕胎计划的具体实施都成倍地为观众增加了情感压力。第一次情感压力发生在安妮拿了母亲给她买书的钱去看妇科医生，陌生的医生请她张开双腿，将手伸进她的下体做产检——安妮脸上的羞耻逐渐转变成了隐忍，她在那一刻开始明白：我们无法逃脱，我们别无选择。当自己走上违背社会伦理的道路时，尊严早就无从谈起了。镜头以安妮的第一人称视角来营造出身体被入侵的不安感，让观众和安妮一起承担身体上未知的痛苦和精神压力。

这种身临其境的体验在堕胎计划的第二步愈演愈烈，安妮被不同妇科医生拒绝之后，决定自行堕胎，比手臂还长的工具径直捣入下体，精神压力在这里被转换成了身体上的具体痛楚，镜头对少女忍耐着巨大痛苦的表情进行了漫长的特写以后，忽然间就转换到了第二天：安妮假装无事发生，憔悴但平静地坐在课堂上。

影片在堕胎计划的第三步达到了全片情绪压力的顶点：这一次，安妮终于找到了能做堕胎手术的地下医生。地下医生藏匿在居民楼中，所谓“诊所”就是医生的家，看上去和普通的住所毫无差别。这种普通让人生疑，卫生条件更无法得到满足，但在一个堕胎即为犯罪的时代，妇女们只能选择铤而走险——堕胎的法律地位并不会左右女性是否要放弃自己身体里的孩子的想法，它只能决定女性是否能获得安全的堕胎医疗服务的机会。安妮躺在餐桌上接受完检查，随后开始正式进行堕胎手术。镜头越过安妮的肩膀，和安妮以相同的主观视角向下俯视，在她张开的两腿之间，医生正在准备手术工具，怀孕带来的一切痛苦终于要在此刻结束。双腿在构图上形成了一个视觉聚焦的牢笼，医生的准备工作的过程仿佛是在让观众为接下来的血腥场面做足心理准备，恐慌和身体的不适感慢慢逼近，医生冷漠地将大产钳探入安妮的身体，整个影厅回荡着安妮的惨叫声。就在这个时候，有观众陆续选择离场。

尽管《正发生》阐述的是60年代法国的社会问题，但它同样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意大利当今社会对于堕胎的态度。自1978年以来，意大利早就通过了堕胎合法化，但作为一个天主教国家，90%的人口都信仰天主教，医疗保健系统受到政治和宗教的双重影响，因此，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医护人员对于堕胎问题的态度。法律给予了医护人员拒绝进行堕胎手术的选择权，他们可以出于宗教信仰，拒绝为孕妇进行堕胎手术。根据意大利卫生部的统计数据，有高达68%的医生拒绝做人工流产手术，一些医生甚至会为了避免孕妇堕胎，故意隐瞒胎儿的健康问题；在保守的南部地区，拒绝做堕胎手术的医生比例超过了80%，妇科医生在实习期间不会有专门的堕胎培训机会。如今，意大利的堕胎法案仍然在社会上存在许多争议，反堕胎计划在一些城市被政客用作拉拢选票的武器。

安妮的服装设定在整部影片当中都保持了蓝色。蓝色，是宗教艺术中圣母玛利亚外袍的颜色，也是宗教艺术中圣母的基本特征之一。在圣经故事中，圣母玛利亚保持童贞之身，受到圣灵感孕而怀上了耶稣。在安妮的第一次孕检中，医生问安妮是否有过性行为，安妮的第一次回答是否定的。导演有意将安妮与圣母联系在一起，挑战了宗教故事中圣母受孕的伦理问题：圣母无故受孕，是否真的符合她本身的意愿？圣母有权利拒绝诞下耶稣吗？

随着最后一次人工流产手术结束，观众的紧张情绪也随着安妮踉跄回到宿舍的夜里消散了。疼痛依然缠绕着安妮，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嚎叫、捶打墙壁，她逃向厕所，在敞开的厕所隔间里，不等观众反应过来，随着一声巨响，一颗混杂着血色的漆黑胎儿连着脐带坠落在了宿舍厕所的马桶里。正当大家已经从堕胎手术的紧张情绪走出来，从客体的视角观察安妮的生活，以为一切都在走向尾声的时候，导演又重置了观众的心理预期，以这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在瞬间刺激到了所有的观众，为安妮的堕胎行动真正地画上了一个饱满的句号。

《正发生》以安妮堕胎的经历为主要线索，我们看到了一个女孩只身对整个社会体系和观念做对抗的数周，是如何一点点分泌出失望的。在她所经受的背叛、欺骗和羞辱中，堕胎而造成的身体伤痕反而是最微不足道的。她告诉老师，她得了一种“只会传染女性的疾病，这种疾病会把人毫无差别地变成家庭主妇。”波伏娃说，女性境遇中的每一个因素，合谋限制了她们，让她们变得平庸不堪。《正发生》带给观众的远超越堕胎伦理，揭开了社会观念之困的，《正发生》能够在威尼斯拿下金狮奖，代表了评审团对电影艺术的肯定，以及现代社会对女性掌控自己身体权利的支持。观众的离场证明了《正发生》所反应的历史问题恰恰是当今意大利社会仍未面对的问题，电影的作用并不是为了编织美好梦幻的仙境故事，而是现实的投射：当我们离现实越近，现实的污点也就越发清晰。

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影片《正发生》是2021年最疼痛的电影不仅是因为影片中几次不加遮掩或修饰的少女流产场景，更是因为它深刻揭示的女性生存困境：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坚持你自己、成为你自己更艰难的事了。如果你不知道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那么一阵微风，一片落叶，也能让你随波逐流。

电影里，少女安妮出生于1940年，生活在1960到70年代风起云涌的女权和民权运动的前夜。当少女安妮意外怀孕后，从男友到闺蜜，从父母到老师，从一位医生到另一位医生，这些她赖以生存期间的社会联系，似乎自觉形成一堵密不透风的墙，随时准备把要逃离“母亲”身份的她挡回去，阻止她走向“母亲”之外的人生。

恐怖的是，《正发生》改编自自传体小说，而其背景年代不是威权统治下的罗马尼亚（《四月三周两天》），而是一向以自由平等著称的法国。事实上，搜索一下，我们会惊讶地发现，避孕的合法化和人工流产的合法化，竟然都是非常晚近的事。阻止女孩儿们走向“母亲”之外人生的，不只是宗教保守势力，而是她身边的一切。

幸好少女安妮异常执著：她知道自己想要读书并进入大学，知道要抵达那一目标在当下必须认真读书和通过考试。

《正发生》中女孩儿们的高中生活是繁琐的课程，老师提问时全班沉默的惶恐，男孩子们来献殷勤的小小骚动，和女孩儿间暗暗交换的关于男孩儿的想象和秘密。而和身边的姑娘们一比，安妮格格不入：同班同学准备嫁人而无心学业；闺蜜虽然认清了女性人生选择的有限（“嫁错人一辈子就完了”）却只是想着如何精挑细选一个理想伴侣。

唯有安妮，就像那种老师赞赏家长喜爱路人都赞叹的“别人家的孩子”，所有人都知道她是要去“清北”的。

那时，社会给女孩儿们指出的最广阔的道路是嫁人，而以知识为路灯的那条路似乎只是狭窄的小径，黑黢黢无人踏足。而青春期源于荷尔蒙的骚动，与婚姻相关的经济宽裕，则变成熠熠夺目的霓虹灯。

这样的处境，在中国的《金粉世家》里如是，在英国的《成长教育》亦如是。浪漫爱情的神话和婚姻所象征的“成人”世界，成为最优秀的女孩儿们也难以抵挡的诱惑。

而这样的现实并未改变。各种各样的陷阱伪装成甜美的糖果被放在银盘子里送到女孩儿们的面前。即使“女神节”的宠溺已被撕下面纱露出消费主义的獠牙，关于“现代女性”的种种流行话语依然如此冠冕堂皇——

女性被要求既要通过工作经济独立又要勤勤恳恳奉献家庭，既要时刻情绪稳定又要随时能提供情绪价值，时而要小鸟依人时而要顶半边天，正如《正发生》里安妮一边被男友嫌弃在朋友前情绪失控，一边被女友怀疑得病而排挤。

她愤怒地说，两个人都要负责的麻烦，你期待我一个人搞定。一个人搞定——这正是社会对女性的期待。

如果一个女孩儿不能搞定，那么人们就期待一个受精卵的着陆能够让她“为母则刚”，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悖论。

在这个意义上，华坪女高张桂梅校长那次引起争论的采访就显得一针见血：在现实中女性的生命里向下的引力如此之强，不向上攀援就将持续下降。“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唯有竭尽全力去靠近高山，才可能摆脱成为附庸的溪流。

而安妮甚至不是一个我们现在会称为女性主义者的姑娘。安妮并非一个不婚不育主义者，她在学业之外探索爱情。她可能对未来的人生还只有影影绰绰的遐想。

她只是坚信“母亲”这一身份转换必须以个人的独立自主为前提——“我以后将会有孩子，但不是以牺牲我的人生为代价，那样我只会恨它。”不过这样的清醒即使在现在的社会也不多见。而这一愿望的实现竟然如此困难。

《正发生》直白到残酷地描写疼痛：安妮将药物注射到腿部；安妮将长长的金属放进自己的身体；私下帮助女孩儿们流产的女人用一种又一种冰冷的金属工具打开安妮的身体；直到最后，在宿舍的公共厕所的马桶上，剪断那根流血的脐带，那从母体吸收营养又不啻于寄生的“生命纽带”，落入水里的血和肉只留下沉闷的一声。

在女性电影里常见的女性同盟在《正发生》里也约等于无。这不只是说安妮母亲的假装茫然无知和安妮闺蜜的仓皇逃避，而是说与子宫相关的疼痛和伤害往往仅由个人承受。

正如安妮的另一位闺蜜向她承认，“我的欲望比羞耻感更为强烈”，而“我只是比你幸运一点点，我没有怀孕。”而拥有卵巢、子宫这些“生命之源”本身，就是一种不幸。

所以，承受能力较差和没有做好心理建设的人需要谨慎观看《正发生》。在那些残酷的时刻，镜头不动声色地移开，聚焦在苍白的脸和豆大的汗珠，却让疼痛更加真切。

在这些时刻，人工流产不再是无病呻吟的青春电影里草草带过的一节，而是一种将烙印在生命里的疼痛。唯有疼痛，才能超越感伤而指向行动。

“正发生”的正是现实。只要想想美国至今仍在沿用的罗伊案（1973）关于人工流产的判决就知道了。罗伊案给出了一个奇妙的三段论，粗略地说，妊娠前三月人工流产合法，妊娠中三月一些情况下人工流产合法，如此云云。在这里，并非医生也非生物学家的法官能以简单的三段论粗暴决定什么是生命（三个月不是生命，三个月零一天就是生命？），而这样一个判例，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也一直面临被推翻的威胁。或许现实太糟糕了，人们只能努力阻止其变得更糟。还是那个逻辑——正是由于下坠如此轻易，而向上如此艰难，才要竭尽全力拒绝向下的引力拼命向上。

于是我们看到，还是个孩子的安妮不得不四处求助，然后收获拒绝。而最终向安妮伸出援手的是一个曾经有过相似经历的女孩儿。她告诉安妮，进入医院会有两种结局。幸运者（遇到好心的医生）会被判定为自然流产，运气差儿点的（遇到不愿遮掩过去的医生）则不死就要被送进监狱。

于是我们诡异地看到，《正发生》的结尾处，安妮被送进医院。她“幸运地”被判定为自然流产。那苍白的无影灯竟然成为本片最令人欣慰的亮色。这简直令人哭笑不得。

正如紧急避孕药的副作用和意外怀孕相比竟可以接受，正如短效避孕药的副作用和“掌握身体”的赋权感相比亦可以接受，应当有更好的科普帮助女性享受到社会和医学进步的成果。

血、疼痛和伤害成为安妮迈向她理想人生（写作）的必经之路。这俨然成为一种诅咒。仿佛女性那作为生命起源的身体，一旦生出欲望就是一种诅咒。而这种诅咒在影视作品里已然出现千百次却还在继续出现才是可怖的——在拉斯冯提尔的《女性瘾者》里，Joe为自己实行流产。在《奋斗》里，要离婚的杨晓芸和要分手的夏琳在相约进行流产后买了一堆彩票然后一无所获。在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里惊人相似的故事在一次次被讲述，仿佛育龄女性的自由必须与对自己的伤害相伴。

在《朱诺》里，少女朱诺因为听到“这么大的胎儿已经有指甲了”而放弃人工流产的打算，仓皇逃离看起来脏兮兮的小诊所。她在在父亲和继母的宽容和爱中生下宝宝，连看都没看就送给了渴望成为母亲的中产女性。而朱诺依然可以和小男友弹着吉他唱着歌。这是一个美丽的美国童话。

现实里，如果有《很少，从不，有时，总是》里描绘的那种健全的青少年保护机构和心理支持机构，就已经很好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社会进步的期待依然如此真切。

在那之前，《正发生》这样疼痛的电影越多越好。宁愿在电影里承受一千次这样的疼痛，也不要在现实里有机会去感受它。

这个时代，正发生。

2021年9月6日，在78届威尼斯电影节上，一名影评人因电影尺度过大而晕倒，并被救护车接走进行治疗。那一部“尺度过大”的影片正是由女导演奥黛丽·迪万执导，改编自法国作家安妮·艾诺的自传作品——《正发生》，电影情节聚焦在60年代的法国，在这个堕胎还是违法的年代，仍是一名学生的安妮的一次堕胎经历，用极致的写实呈现了堕胎给她带来的心理上和生理上的伤害。

如何来描述这一部电影？

逼仄、窒息、渺小、无力。

在大多数堕胎题材的电影中，很少有一部像《正发生》一样，用摄影机跟随着女性的视角慢慢深入这场关于只有女性会经历的生理之痛，一点点扒开社会和宗教虚伪的外衣。冰冷的摄影机凝视着女性的身体，见证着倒计时下女性生理与心理的双重折磨，逼仄狭小的影像空间营造出了独特的生理质感，让屏幕之外都弥漫着一种窒息感，让人说不出一句话，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性被折磨着，只能看着虚弱的女性等待着医生关于“自然流产”与“非法堕胎”的审判。

坐在屏幕前的我们就像是被“捆绑”住了，被迫去经历了这一场疼痛，不，准确说是三场。第一场是权威代表伪善的欺骗，医生用稳胎的药欺骗着绝望的女学生；第二场是走投无路下的自虐，女主用烧红的铁棍深入子宫内部；以及最后女主如同待宰羊羔般的命运审判，躺在用简陋的床搭建起的手术台，没有麻药，禁止嘶吼，她最终虚弱地像一只垂死的羊羔躺在手术台，强撑着意识等待着医生的审判。即使没有给太多的空间给男性，仅有的几个镜头满是男性的虚伪、恶心，在逼仄的镜头里满是弥漫着男性的冷漠，毕竟大多数男性或许永远都无法理解这种疼痛感。即使影片最后，女主作为幸存者继续了学业，但仍旧让人感受到这个时代下女性的渺小与无力。当阳光撒在女主的身上，我感受不到希望，只觉得未知迷茫。

尝试以女主怀孕为理由发生性关系

这部电影没有将男女摆在对立面，但是这部电影又足够的尖锐极端。它是关于女性的也是关于政治的，它直白的令人生理不适的画面不仅仅只是讲述过去女性的痛苦，更多的是让男性感受女性所遭受的生理之痛，更多的是告诉世人这一切仍旧——正发生。电影本身或许并没有多出彩，可以说它平庸，但是无法否认的是——这个时代，正发生。

这个时代女性仍旧没有自由选择生育的权利，我们仍旧能够看到生育八孩的荒谬新闻，我们仍旧能看到那个号称“人类文明的灯塔”的国家部分地区仍旧禁止堕胎。在这个男权社会下，“生育”成为了“梦想”的对立面。女主在电影中说到：“因为这是只攻击女性的绝症，无差别地把所有人变成家庭主妇。”为什么这个延续人类文明的自然生理现象会令女性如此抗拒？是因为那些虚伪的带有政治目的的宗教不允许女性意识的崛起，用“文明延续”，用“有没有想过孩子的感受”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来绑架女性，用女性的身体满足一时私欲，用家庭和孩子捆绑住女性的自由，用生育来压抑女性以便于自身地位的稳固。这一切都关于政治，关于宗教，关于人的劣根性，可是都无关于女性的权利。

这百余年的女权运动到底要追求什么？在这条道路上，女性获得过形同虚设的选举权，女性在自我认知中迷失过，女性也在女权运动中成功过，失败、迷失、成功那么曲折的道路都走过来了，可是仍旧没看见这条道路的尽头。女性自始至终要求的无非就是能够被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看待，不论为生育的工具，不被当作满足男性性欲望的商品，不被当作政治的工具。可是这个简单的愿望面对的却是没有尽头的道路。我不想女性这个词被消费，我也不想女性被政治所利用，我更不想女性这个词被赋予太多意义，我只想女性就是女性，不必依靠任何物质存在也不被任何物质利用。

但是在这个男性主导的社会，女性到底能怎么办呢？我厌恶那些每日沉浸于网络世界的“女权”，我只觉得她们每日的抱怨，每日的骂战，挑起对立是多么可笑幼稚。她们根本没有在乎女性到底在遭受什么苦难，她们只在乎自己的利益，为宣泄，为流量，为前途。她们那些反抗的语言是多么的无力，只会呐喊而从不在现实中行动是多么空洞。回到电影，女主在面对意外怀孕她一直是冷静的，勇敢的，即使这一切只有她一个人面对，因为她心里有坚定的目标——学业，她明白自己追求的是什么，并愿意为之抗争到底，一寸一寸的争取自己的权力。

女性的痛苦不需要招摇的艺术来证明，只需要你一颗能够安静地能够完整地这部电影的心。我总认为这部电影不需要过多的解读，如此简洁的电影不需要过多的镜头语言解读，只需要坐在屏幕前看，就能够明白。我不认为我这篇文章传递出什么思想，甚至可以说是废话一堆，我只希望这能够成为一个媒介。它能够在这个满是黑暗的世界里，用自己的坚毅去点亮这条女性之路，唤醒那些被封锁在主旋律之下的奏鸣曲，不管这个时代有多糟糕，但自由不死，欲火不灭。

尼采说：“我们飞翔得越高，我们在那些不能飞翔的人眼中的形象越是渺小。”他们感到我们渺小，是因为他们无法飞翔，而我们在飞升。祝福所有女性！

(豆瓣首发）

-FIN